他苦笑了一下。

        这份东西不配叫报告。

        报告是写给雇主看的，写给警察看的，写给法庭看的。而他写的这份东西，是写给自己的良心看的——而他的良心正坐在他对面，翘着二郎腿，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眼神像一个沉默的法官，连判决书都懒得念。

        柳月珍死于腹部四处刀伤。

        法医的报告写得很专业，很冰冷，用解剖刀和游标卡尺丈量死亡——“伤口的深度约为八至十二厘米，其中第三处伤口穿透子宫壁，刀刃在体内旋转约一百八十度，造成大面积组织挫伤。”法医大概写完之后洗了手，脱了手套，回家吃了晚饭，睡了觉。

        他不会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柄刀在搅动的时候，它碾碎的不止是器官。

        它是一个符号。

        一个搅碎她母亲自从诞生起就如影随形的痛苦符号，一个结束一场延续了三十多年的分娩的符号。

        她帮她的母亲结束了这场似乎永无终止的分娩。

        她帮她的母亲结束了这场似乎永无终止的分娩，像一个助产士，只不过她接生出来的不是生命，是死亡。

        宁洱声闭上眼睛。

        他想象那个场景，这是侦探职业一种近乎自虐的冲动。

        伦敦十二月的下午，都铎式小楼的客厅，光线从拉了一半的窗帘缝隙里挤进来，薄薄的，黄黄的，像一片搁得太久的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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