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洱声把笔搁下。

        台灯的光晕像一汪隔夜的蜂蜜，稠稠地汪在笔记本纸页上。他写下的那些字像一排黑色的骨头，冷冷地躺在白色的纸上，每一个字都看着他，用它们空洞的眼眶。

        他又把那行字读了一遍——“本案最具杀伤力的凶器，并非那把刀，而是披着爱的外衣的母权。”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

        他听见门开的声音，一扇接一扇，从圣伦纳德巷那栋都铎式小楼的门，到伦敦冬夜的门，到他心里那扇一直关着的、生了锈的门。

        门一扇扇地开了，像多米诺骨牌，依次倒下，带着一种不容分说的因果。

        但他不知道门后面是光，还是更深的黑暗。

        也许光本身就是一种更深的黑暗，谁知道呢？

        窗外雨停了。

        肯辛顿的夜空被雨水洗过，露出一种干净的、近乎透明的黑色，像一块被擦亮的黑曜石。

        街对面的咖啡馆彻底沉入了睡眠，卷帘门上的涂鸦被雨水冲刷得颜色更淡了，那行字他从来没能辨认出来——也许是某个流浪诗人的句子，也许只是一句脏话，总之褪了色，像一道愈合到一半的旧伤疤。

        宁洱声重新低下头，看着那份“报告”。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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