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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在被告席上注视着，听取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对法庭的宣誓。这个日期勾起约德尔一段痛苦的回忆。就在一年前多一点的时间，邓尼茨派他到兰斯的一所法国孩就读的小学，受命在签署德国投降书之前采取一切可能的拖延策略。约德尔受到战胜者冷冰冰的接待，使他睁开眼睛面对严酷的现实。德军不是被当作战败而体面的对手，而被视为渣滓。
午餐休息时，吉尔伯特上尉提醒邓尼茨元帅说，今天是纳粹战败的纪念日。“我坐在这里，你怎么看？“邓尼茨回答说。而且，近几个月来，他的好战性减弱了。当尼夫少校第一次发表起诉书时，邓尼茨信手画了一笔：“典型的美国幽默！”随后揭露出来的东西开始使他感到沉重。有一次，吉尔伯特无意在老人餐厅里听到邓尼茨说：“一开始，我对被拖到法庭上受审感到十分愤怒，因为我对这些暴行一无所知。但是听了所有这些证词，搞两面派，在东方发生的肮脏交易，我相信有充分理由弄个水落石出。”是的，弄个水落石出，但不能以卡尔-邓尼茨掉脑袋为代价。他依旧为自己的无辜而辩护。
邓尼茨的律师克兰茨比勒是审判室周围大家所熟悉的人物。他是唯一得到允许穿全套制服的德国人。克兰茨比勒喜欢深蓝色的制服，他英俊洒脱，使法庭上的女人为之倾倒。身为海军军官，他认为邓尼茨的案不仅仅是元帅本人的答辩，而且牵涉到他为之奉献十一年生命的德国海军的荣誉。对克兰茨比勒来说，检察官手里最危险的一份件是“拉孔尼亚命令”，这是他的当事人于1942年9月间日向潜舰部队签发的。该命令对商船和军舰都适用，其内容是不援救被击沉船只的幸存者，不向他们提供食物或饮水。因此，一名德国海军潜舰舰长花了五个小时的时间，追踪和枪杀希腊轮船“佩洛斯号”的幸存者。在邓尼茨的“在公海上伤害生命和财产罪”的指控，“拉孔尼亚命令”十分引人瞩目。
克兰茨比勒知道，他的任务是让法官们了解元帅发布这项看似残忍的命令的背景。事实是这样的：一艘装备良好的英国商船“拉孔尼亚号”在南大西洋航行时，被“－156号”潜舰击沉。这艘船沉掉后，潜舰舰长发现海里到处是逃命的幸存者，于是发电报向邓尼茨请示。邓尼茨另派两艘潜舰参加援救行动。三艘潜舰将幸存者接上船，直到装满为止，其余的则用救生舰拖往陆地。在这次救援行动，“－156号”潜舰悬挂了一面大幅红十字旗。
使潜舰乘员难以置信的是，一架美国“解放者”（XB－24）轰炸机飞临现场，开始攻击“－156号”潜舰，并击该舰的腰。拥挤的救生舰沉入海底。美机的这次攻击报告了邓尼茨，邓尼茨乃下令“－156号”潜舰将所有幸存者送回救生舰，止援救行动。但是，他命令其余的两艘潜舰继续把幸存者拖往港口。希特勒为他所认为的邓尼茨误导的同情心所激怒，要求把潜舰的安全置于首位。因此，邓尼茨随后签发了这项不援救幸存者的命令。
克兰获比勒一遍又一遍地研读“伦敦宪章”的你也同样适用的禁令条款。该件实际上说明，即便盟军可能犯有错误，这也不能放过德国人。必须找到解决该条款的办法。只要他让一位盟国高级军官作证说，战争双方在公海上以同样的方式作战，他才有可能拯救邓尼茨。五个星期前，克兰茨比勒请求法庭允许他让美军太平洋舰队指挥官切斯特-尼米兹上将提供一份证词。“我绝不是想证明或甚至认为，美国海军在对日本的潜舰战违背了国际法。”克兰茨比勒争辩说，“相反，我认为战争是严格遵循国际法行事的。”他并没有说我们德国人做错了，但你们也做错了；相反，他这是说，你们做对了，我们也做对了。
英国、法国和俄罗斯法官可以随时立即拒绝这些法律杂事，但弗朗西斯-比德尔对克兰茨比勒的独出心裁产生了兴趣。他利用自己对劳伦斯惯常的影响，赢得他对律师请求的同意。那时候，这个步骤证明，邓尼茨精于判断，他招募的不只是一名海军战士，而且是一名足智多谋的军人，担任他的辩护律师。虽然这样，邓尼茨却日渐沮丧起来。几个星期过去了，他很快就要面对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的盘问，而尼米兹的证词迟迟未到。
这几个星期，克兰茨比勒并没有闲着。德国潜舰队的十七名舰长还关押在英国费瑟斯通公园的第十八号营房里。克兰茨比勒派他的一名助手携带一份声明去营房，声明断言，邓尼茨元帅从未命令他的水兵杀害幸存者。他们只奉命不要援救他们。十七名舰长立声明都签了字，克兰茨比勒设法让法庭接受此声明为证据。
海因茨-埃克舰长就是枪杀被击沉的希腊轮船“佩洛斯号”幸存者的“－156号”潜舰的舰长。在埃克因他的战争罪而受审期间，再也没有比声称他是根据邓尼茨的命令而行事更为有利的了。但是，就在埃克被处死以前，克兰获比勒从埃克那里设法弄到一份笔录口供，这位舰长在供词里承认，他是独自行事的。
5月9日星期四，盘法开始。克兰茨比勒还没有得到尼米兹的回音。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宣读邓尼茨的讲演词，揭露出他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还证明，邓尼茨对集营的存在是十分清楚的。他不是要求一万二千名集营囚犯到他的造船厂工作吗？而且，邓尼茨还是希特勒发现的他当之无愧的接班人，一个直到纳粹德国奄奄一息时还在颂扬其已死的领导人的接班人。
在检方反击的最后一天的休会期间，邓尼茨注意到，一名陌生的美国海军军官起身离开旁听楼座，朝克兰茨比勒走去。他看见他的律师笑着点点头。克兰茨比勒立即报告邓尼茨，他们可能很快就会得到来自美国的好消息。
邓尼茨的辩护结束后的第二天，尼米兹上将走进华盛顿美国海军部他的办公室。这是星期的下午，脾气急躁的上将身着运动服，但这一身随便的打扮并没有减轻军法局的约瑟夫-布罗德里克校的任务。布罗德里克念着克兰茨比勒提出的问题。“美国在太平洋的潜艇是否未经警告即攻击商船？”布罗德里克问。尼米兹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这样，但医疗救护船除外。根据准的命令？律师又问。尼米兹答：根据1941年12月7日海军最高当局海军军令部长的命令。美国潜舰曾援救幸存者吗？布罗德里克再问。尼米兹回答：如果援救行动会使潜舰冒风险的话，美国潜舰就不援救幸存者。这份证词木久就在送往克兰获比勒的途，他将以此作为证据。
邓尼茨出庭的当天晚上，凯塞琳-比德尔为了庆贺欧战胜利日和她丈夫十大寿，在专为款待政要的席克丹洪山庄一所豪华的房里举行联合晚宴，宴请嘉宾。比德尔的助手詹姆斯-罗，放下手里的起草戈林判决书的工作，出席晚宴。罗乃人豪杰，来自蒙大拿州的三十七岁的边疆型知识分，一个革新型酒英豪。他担任过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的法律助手，是弗兰克林-罗斯福在位期间白宫内幕的知情者，一个运用他的影响参加战斗而不是退出战斗的战争英雄。罗的出席表示敬重，这对他人关系重大。这天早些时候，比德尔接到罗的一封信。“说实话，”罗在信写道，“多年以前我认为你不过是半瓶醋的业余爱好者，费城绅士，出身格罗顿公学，一个以新政自由主义分而自得其乐的哈佛毕业生。”但是，罗接着说，他在纽伦堡对比德尔进行了仔细研究，并得出结论说，“你干得真棒，弗朗西斯！你是够格的。”比德尔跟任何特权弟一样，总在自己心魂深处琢磨，究竟哪些成就是他自己获得的，哪些仅是从上一代得到的。罗的生日祝词提供了他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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