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吉尔伯特上尉会面后，安德勒斯上校不得不作出一项决定。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医生，所有的这类人都让安德勒斯感到不舒服。至少，由于凯利的巧言善辩的魔力，使他的形象和行为有别于那类人。但是安德勒斯发现正是吉尔伯特这家伙使他最伤脑筋，吉尔伯特是那些有深度的犹太思想家的一员，他就好像要看透你的心思一样地一直看着你。最后，上校还是按照凯利的意愿，同意吉尔伯特做精神病医生的口译人员。

        不久之后，凯利就带着吉尔伯特进行他的首次牢房巡视。他们进入五号牢房后，赫尔曼-戈林操着实用的英语问：“如果得到一个德国人，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一个出色的人。如果有两个德国人，你会有一个联盟。三个德国人呢？你会有一场战争！”戈林猛地拍了下他的大腿，放声大笑。凯利提起他们早些时候看见过赫斯，他要求检查他的食物里是否有毒。戈林晃晃地的头说：“啊，赫斯，当元首宣布赫斯的排名紧挨在我的后面时，我愤怒了。我告诉希特勒，他怎么能让那个傻担任那个职务？元首对我说，赫尔曼，聪明一些，当你成为元首时，嗯！你可以把赫斯赶走，然后任命你自己的接班人。元首具有控制人的天才，你知道。”凯利问戈林他对希特勒自杀的看法，他的行为难道不像个懦夫吗？戈林回答，根本不是，不能想象德国的首脑住在这样的牢房里，作为一个战犯等待审判。

        吉尔伯特随便问了戈林一个问题。你对自己的死有什么看法？你在乎吗？戈林冷酷地说：“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给成千上万的人下命令，让他们奔赴战场，他们当的许多人肯定不会再回来。我作为他们的长官，在需要面对敌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畏缩呢7他发出一阵痛苦的笑声。“我知道我将被绞死，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们，五十年后他们会在全德国为我竖立雕像。公园里立大雕像，在每个德国人家庭里立小雕像。”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笑起来。“一个英国人嘛，你会得到一个白痴，两个英国人是一个俱乐部，三个英国人是一个帝国！”

        那天晚上，凯利邀请吉尔伯特在纽伦堡大饭店共进晚餐。透过餐厅的窗户，他们看到路过的、脸上阴沉的纽伦堡人；孩们把脸贴在窗户上看着两个美国人狼吞虎咽地吃着牛排。凯利问吉尔伯特是否知道，他们手里有现成的心理学方面的珍贵素材。吉尔伯特答道，当然有。他本人正在利用到纳粹分的牢房的机会来研究他们。凯利指出，他们的思路完全一样。但是这里有比一部学术专著更多的东西。凯利说，他们有写一部书、一部大部头书、一部综合性名著所需的原始材料。他让吉尔伯特在每次巡访牢房后记笔记，记下每个人说的每件事。吉尔伯特没有提及他已经记录下他所能记下来的戈林的每一句话。

        32

        多诺万将军在远东，已经与纽伦堡失去联系有几个星期了。然而，自从多诺万回来后，杰克逊还是被他采取的方式吓了一跳。这不是单纯的权力攫取，而是多诺万身上具有的磁石般的忠诚。战略情报局的老战士看来仍然认为多诺万的想法就是命令。

        10月下旬，杰克逊召集了一个由高级检察官员参加的会议。多诺万首先建议，会议的日程应优先选择第一证人和审查证人的人。杰克逊说，这个建议是完全错误的。他意识到多诺万还没有时间获悉件方法比之证人方法的优势。他让他的一个助手把最近发现的，由一名在基辅的德国医生撰写的一份件概述念给多诺万听。年轻的律师开始引用“帝国医学部”的威廉-叙佩医生的话，讲述他在基辅的一所医院的工作。叙佩写道：他的任务是用注射吗啡的办法每天消灭一百个人，这些人是“毫无用处的家伙、精神上有缺陷的人、病入膏肓者，或者诸如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这样的劣等民族”。杰克逊说，这个件就是一个实例，说明此类件可以用作罪证，比如说，证明他们犯7第四条罪，即反人类罪。多诺万应该看看来自汉斯-弗兰克的日记、罗森堡的件，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书面材料。

        多诺万仍然没有被说服。他说，他已经和记者谈过这个问题，件给他们的印象是死一般的单调。如果在这间屋里的人想要让世界倾听他们，最好带一些有血有肉的证人站在证人席上。杰克逊不想因和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大声争吵而影响自己的威望，他草草地结束了会议。那晚，在往外走的路上，他建议多诺万到他的住所吃饭。他有一位出色的厨师。

        晚餐上他们一直边吃边谈。多诺万津津有味地吃着，他尤其喜欢哈塞尔太太的苹果派，但他只是有节制地喝了一杯白葡萄酒。饭后，他们离开餐桌，来到音乐间。多诺万评论道：“这场审判将是远比一起诉讼案复杂得多的审判。”纽伦堡将要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故事提供舞台。它们需要活生生的演员，即证人。杰克逊需要考虑审判的公共关系这一方面。杰克逊没有被说服。他的经验使他确信，件比证人更可取。件不像证人，它们不会有记忆疏漏，也不会做伪证。杰克逊称，他想要写下一部经得起评论家抨击的记录。当然，他们可以传唤少量证人。但是，以件为基本依据，他们可以用这些人自己的话来给他们定罪。多诺万突然宣称他该告辞了。

        目睹着多诺万的轿车开走，杰克逊承认他或许已经疏远了这位将军。然而，他依然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杰克逊不能答应的是，他在法庭审查一名证人，就花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看来，依靠件的方法以其固有的优越性让人信心大增。

        33

        10月下旬，距11月20日公开审判的日不到一个月，法庭成员聚集在指定的法官室里。他们坐在覆盖着一块军毯的会议桌周围，室内照明用的是一盏携带式电灯。候补法官诺曼-伯基特飘动着他的鹰钩鼻，抱怨着生活条件。由于艾雷-尼夫少校是法庭的联络官，因此，伯基特的满腔怒火就撒在他的头上。尼夫靠着墙坐着。就像他的一个同事评价的那样，他“看起来有二十岁，实际是三十岁，做起事来像四十岁的人”。伯基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似乎他想要压过屋外工人发出的锤击、拉锯和喊叫声。他说，他来到纽伦堡后，发现他在施泰伦大街十号的房还没有准备好，枕头做得像铁一样硬，简直就没有想过要提供最平常的生活条件。杰弗里-劳伦斯爵士作为庭长坐在桌的顶端，极有耐心地倾听着。他转向尼夫，问少校是否能费心把诺曼爵士的不愉快的事情转述给那位负责住宿的美国先生沃内特斯上尉。

        伯基特说他还没有说完呢。能否对用餐做些安排呢？大家不分级别地坐成一排，由一名美军士兵把食物盛在一个畅盘上，当然颇具民主精神，但是这却不适用于国际法庭的法官们。弗朗西斯-比德尔现在是伯基特的朋友，但他并不理会这位通常风度翩翩的英国人的牢骚，而是把注意力集在尼基钦科的口译人员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娅身上，她是一个身材小巧而又匀称的美人。虽然比德尔快十岁了，但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眼睛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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