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夫打起精神，来到二十五号牢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残暴的身影赫然耸现在牢房门口。尼夫一直感到惊讶，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动，驱使像卡尔登勃鲁纳这样的一群行政官员制造出灭绝工厂来。他从波兰托伦的一个监禁地第一次逃脱后，一名态度冷淡、面目清秀、长着亚麻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年轻盖世太保官员审问了他。他们对尼夫严刑拷打，丝毫不把他当作一个同类的人看待。后来，这个年轻官员缓和了语气，他给了尼夫一根香烟。尼夫壮着胆问：“请告诉我，你干这一行之前做什么。”这个年轻人似乎陷入了沉思。他说：“我在大学里读哲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好像突然显得很尴尬，他冲一名卫兵大吼一声，让他带走尼夫。

        尼夫厌恶地离开卡尔登勃鲁纳的牢房。那个巨人猛然倒在他的帆布床上，极度沮丧地啜泣道：“我要我的家！”

        矮胖的瓦尔特-丰克在读到起诉书后也哭叫了起来。安德勒斯说：“拿出男汉的样来，听少校说。”希特勒青年团主席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投向尼夫的半阴半阳的“跳舞茶会上的眼神”，是那种使小男孩心烦意乱的眼神。里宾特洛甫的邋遢的牢房实际上已经发臭了。听尼夫把话讲完后，这位一度当过外交部长的人就交给尼夫一张用潦草字迹写成的英国贵族的名单。他说：“他们可以为我的和平意愿提供证据。”纳粹劳工阵线主席莱博士尖叫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排成一行站在墙前枪毙我们呢？”

        尼夫觉得很难踉塞斯一英夸特讲什么客气。尼夫在荷兰瓦耳河畔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每天晚上，荷兰的反抗军战士渡过瓦耳河，运走大批饿死的荷兰人，而塞斯一英夸特仍然在荷兰的部分地区施虐。

        邓尼茨、凯特尔和约德尔这些军人的举止就显得很能忍受。邓尼茨元帅说，他需要一位叫奥托-克兰兹比勒的德国海军律师为他辩护。如果不行，他就让一名美国或英国潜舰的舰长当他的辩护律师。他们会知道他曾为一场体面的战争而战。尼夫注意到，凯特尔陆军元帅穿着一双地毯拖鞋。尼夫回忆起他再次被捕后，在普洛兹克盖世太保监狱，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长达数小时，直到他的双足麻木为止。尼夫履行士兵的职责，设法逃跑。像凯特尔这样类似的军官肯定理解那种职责。然而，看起来是十足军人的凯特尔却签署命令，枪毙了那些勇敢的、同尼夫的所为一样的英国战俘。凯特尔还多次下令，处决了数千名俄国战俘，他还大规模射杀作为人质的无辜平民。在尼夫的眼里，凯特尔污辱了他的职业。

        十三号牢房对尼夫又是一个强烈的精神刺激。他曾被关押在汉斯-弗兰克统治下的波兰的纳粹监狱里。今天，弗兰克的左手戴着一只羊毛手套，以掩饰他试图割腕自杀留下的伤疤。尼夫能够看见他喉咙上粉红色的新鲜伤口，这是弗兰克第二次试图自杀留下的刀痕。弗兰克开始气喘吁吁地说道：“我好像是两个人，”他开始解释，“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弗兰克，一个是纳粹领导人弗兰克。我不明白后一个弗兰克怎么能做那些事呢。前一个弗兰克看着后一个弗兰克说道，“汉斯，你是一个多么卑鄙的人。”安德勒斯告诉弗兰克，把他的心里话留着向凯利医生说去，现在听尼夫少校讲话。

        随着午后的阳光渐渐消失，监狱里变成单调的灰色。尼夫觉得累极了。他还有一间牢房要去，即在最里面的角落，关押着阿尔贝特-斯佩尔的十一号牢房。斯佩尔最近刚刚来到纽伦堡，他痛苦地发现弗里兹-绍克尔在号牢房。对于绍克尔这个征募劳工的魔头来说，斯佩尔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对于被盟国称为奴役劳工的计划，他们两人谁的责任更大呢？是负责征募劳工的绍克尔，还是使用劳工的斯佩尔？斯佩尔必须谨慎行事。如果他试图把全部罪名栽在绍克尔头上，那么，他就会被当做在幕后操纵的策划人。如果他承担一切罪名，那么，遭殃的就是他，而不是绍克尔。早些时候，弗里兹-绍克尔给尼夫留下的印象糟透了。身材矮小的绍克尔留着希特勒式的辍须，站在他的牢房里，汗水从他的光头上流下来，他哀诉道：“我木知道任何有关反人类罪的事。谁为我辩护？这些律师我一个也不认识。”他的嘴颤抖着，泪水从他的面颊流淌下来。

        斯佩尔则相反，他显得很镇定，不失尊严，他以一种有教养的声音，用流利的英语讲话。他看过起诉书后才开始讲话。他求生的第一步策略是，话必须说得恰如其分。他说：“这样的审判是必需的，即使在一个独裁国家里，这样的罪行也是要共同负责的。”凯利医生有礼貌地问斯佩尔是否愿意把那番观点写在他的起诉书上。

        他们再也不是一群情况各不相同的俘虏了，他们现在都是被控有罪的被告，尼夫通知他们，对他们的审判计划在11月20日开始。他们还将受到审讯，但是现在不再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令尼夫吃惊的是，他们当的大多数人是多么急于不断地表白自己。

        29

        凯利少校发送完起诉书后，就径直从C牢房区安德勒斯上校那里，沿着门厅回到他的办公室。作为一个监狱的精神病医生而不会说德语，他觉得懊丧。他相信用不着等到第二天，他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凯利几乎没有察觉坐在一个角落里等他的军官，他正在翻阅精神病医生的一本专业杂志。他任重地站起来，自我介绍他是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上尉。

        吉尔伯特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这是他从地移民奥地利的双亲那里学来的。虽然吉尔伯特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在战争后期，他却在情报部门里审讯战俘。欧洲的战事结束后，他被安置在一个私人家庭里，同普通的德国人谈论战争。他很快就对他们带泪的、过饰非的说法厌倦了。他们从来没有人想打仗。他们不赞成迫害犹太人。他们一再唠叨的那句像诗一样押韵的话给吉尔伯特留下不能忘怀的记忆：“我们被驱使而误入歧途。”

        吉尔伯特听说在纽伦堡需要一个懂得心理学的翻译，于是抓住时机调换了工作。但是他对目前这个位置并不十分满意。他当口头翻译是大材小用。而且，吉尔伯特注意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就像他后来写的那样，纽伦堡提供了一个接触“历史上控制得最好的社会病理学实验的机会”。是什么使明人加入到纳粹运动，并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如果他能够走进这些牢房，就能找到答案。如果只有做四译一条路，那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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