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朱敬伦早就允准了，筹备过程几年前就已经展开，但是进展缓慢，最大的阻碍是土地的征集工作，中国从秦代开始就完成了土地私有的转变，可以说在中国，是有着最悠久私有制的历史。

        土地不但是私有的，还是神圣的，在地主眼中那就是命，所以除非政府采取强迫方式，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连续的土地，而修建铁路的土地则必须是连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乃至让海关持续不断的暗中收购了三年多，至今依然无法完成全部土地的收购。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老百姓的祠堂和坟地问题，这些土地怎么都是不能卖的，无论出多少钱都不行，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信仰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

        这件事让朱敬伦也感到很麻烦，强制执行吧，对政府的公信力是巨大的伤害，会激起极其强烈的抗拒，跟他本人的观念也不合。他可以对外强硬，比如摆开不惜跟英国一战的态度来吓唬英国人，让他们放弃苦力和鴉片贸易，但是对内他坚定的要采取柔和。

        他可以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越南窃取矿产，但他绝对不能用强硬的手段夺取本国国民的土地。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一个观念问题，在这个时代，全世界各大国的主流都是这样，历史学家总结为“对内协调，对外扩张”原则，西方国家一边在国内进行工业革命，一边不断的安抚本国国民，不断的下放权力给更底层的民众，一边则在国外进行疯狂的扩张，从经济方面说，这是将统治的成本向殖民地转移。

        从大国到小国无一不是这样，连小小的比利时都采用了这个原则，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有明君的威望，得到万民颂扬，可是他却在刚果殖民地推行最最野蛮的压迫制度，强制刚果的黑人工作，凡是稍有偷懒，鞭打只是小事，不能如期完成工作量的黑人的家人，会接受严厉的处罚，他们不惩罚宝贵的劳动力，却会砍掉劳工老婆或者孩子的手臂，一次完不成砍一只手，两次砍两只。

        最后比利时人在报纸上看到无数四肢不全的黑人小孩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无法接受他们爱戴的国王的做法，比利时政府才宣布将刚果收归国家，成为他们的国家殖民地，由政府同意管理。

        而利奥波德在比利时国内，却不断的推行现代话，建立议会制度，实现了君主立宪制的转变，显得异常的开明。

        就是利奥波德这一批19世纪君主坚持的执政原则，再经过工业时代的对内协调后，基本上大多数工业国都完成了平稳的过度，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而殖民地则成为未来一个世纪动乱的地狱。

        这种对内对外不同的执政方式，在中国也有理念，叫做内圣外王，不过在中国则始终只是一个理念，大家推崇，却没有机会实现而已。

        朱敬伦想试一试。(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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