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小民听了沈飞的话叹了口气，然后对身旁女人道：“回家打几碗清水过来给这几位兄弟喝上一口。”

        等妇女走远后，汉子才道：“这地……不提也罢，也经不了多久了！”

        “怎么？”陈瑀好奇的问道，“听祖辈们说，你们这里每年的收成都还算可以的啊。”

        这些话都是陈瑀瞎编的，就算错了，他也可以说自己常年在外务工，对这不太了解。

        不过看样子是被陈瑀蒙对了，就听汉子道：“每年的收成可观是可观，可是你不知道啊，每年夏收之后，国公家的土地徭役都会假名到我们头上来，除此之外，你们村西的税赋哪年不是按到我们头上？官府在征收之后，大部分被“淋尖踢斛”掉了，真正能到我们手上的根本就没几个铜子。”

        看来哪里都逃不过这个古怪的现象，飞洒、诡寄，官府定额耗损，最终所有的税赋徭役都转嫁到这些真正的百姓农民身上，士绅们如定国公之类的，则甘之如饴的享受着别人的成果。

        而这些人有苦也难说，因为帝国社会普遍都是这种现象，各县士绅只要勾结上了典史，这些百姓就活脱脱的等着被剥削了。

        前面介绍过，县太爷根本不可能搞什么上山下乡、微服出巡之类的事，能接触到这小小民的，顶了天了就是典史。

        典史在他们心中，那就是老大，典史这种不入流的官，你想让他们有什么远大的理想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定然也是和士绅勾结，剥削贪墨百姓的成果。

        有记录说，正德年间，一户农家一年两季两亩良田收成，合粮食约六十石，最后真正拿到手的，却只有六石不到，这恐怖到了什么程度，百姓能在这个环境下生存下来，当真是不易。

        或许你会问，既如此，为何他们不上奏？好么，那就先来看看他们能上奏给谁？

        有明一代，乡间推行里甲制度，定一百一十户人家为一里，有丁粮最多的十户人家当为里长，里长每十年一轮换，他们负责一里人家的徭役赋税，并负责“官摄一里之事”。

        里长之外还设有里老人，负责教化、劝课事农商以及民间轻微的案件。总而言之，帝国自洪武建国一来，就必须牢牢的控制住百姓被奴役的思想，和兴替儒家文化一样，一个控制百姓一个控制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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