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句话像一个句号一样躺在那里，圆圆的，黑黑的，像一只闭上的眼睛。

        但他还没写完。

        他又提起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墨水在笔尖聚成一颗小小的黑珍珠，颤颤的，就是不肯落下去。

        “一个十二岁女孩杀死姥姥的罪行，在法庭上将被视为冷血谋杀。辩护律师也许会提她的年龄，提她的成长环境，提她的心理状态，提一切可以减轻量刑的因素。但没有人会提——在法庭上，在那些庄严的橡木长椅和假发之间，没有人会提——柳月珍用了多少年的时间，杀死她的女儿。那是一种不会留下指纹的谋杀，不会在法医报告上留下任何记录。没有刀伤，没有血迹，没有安眠药，没有煤气。它只会在受害者的眼睛里留下一种永远不会褪去的灰色，在那灰色里，一个女儿永远不敢正视自己的母亲，永远不敢向自己的母亲开口求助，永远在每一次见面前做深呼吸，永远在每一次离开后觉得如释重负。”

        “法律不会审判这个。法律审判刀伤，不审判言语的鞭痕。法律审判毒药，不审判爱的勒索。法律审判煤气，不审判一个母亲用一生的时间，让女儿无法呼吸。”

        “若法律无法审判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精神杀戮，那法律也不配审判一个女儿对姥姥的肉体毁灭。”

        笔尖停在“毁”字的最后一捺。

        那一捺他写得很长，像一条拖在纸面上的尾巴，像一道拉得太远终于断掉的墨线。

        宁洱声把笔放下，他的手没有抖。

        他刚写了一份选择缄默的声明。

        他可以告诉自己一百遍，他没有包庇任何人，他只是选择了不说，这两者在法律上也许有区别，但在良心上没有。

        他选择把这份东西烧掉，和那份秘密谶文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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