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上午，当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出现在证人席上时，吉尔伯特不免胆战心惊。如果说吉尔伯特曾为这场审判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的话，他相信，这就是他使被告分崩离析以孤立戈林，这样其他被告就会免受其恫吓。吉尔伯特特别希望席拉赫和斯佩尔一起在“青年桌”用午餐，这样，胆大精明的斯佩尔就可以影响天真软弱的席拉赫。吉尔伯特知道，席拉赫特别能够异乎寻常地自我妄想。因为家庭关系和精通英语，此人把自己几乎看成是一个美国人。一次，他对牢房看守埃米利奥-迪帕尔马说：“你瞧，我们的希特勒青年团跟你们的童军没什么两样。”战斗退伍兵迪帕尔马回答说：“我从未见过童军能很快把自动步枪拆开又重新装上。”

        这无上午，戈林留在牢房里，抱怨坐骨神经痛。吉尔伯特认为，戈林缺庭能够帮助席拉赫鼓起勇气。他很难肯定能从这个有教养的并认为其政治哲学可能是由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之流造就的贵族那里指望些什么。席拉赫上了证人席，他曾是希特勒圈里的天才——如今，他以三十岁的年龄，成为最年轻的重要战犯。

        当席拉赫正在作证时，罗伯特。杰克逊发现自己面临又一个俄罗斯之谜。鲁登科来到他的办公室，要求允许把一具尸体从纽伦堡运到苏联占领区内的莱比锡。谁的尸体？怎么回事？杰克逊问。死者是N-D-佐尔亚将军，就是提到陆军元帅包拉斯的证词的那个检察官。鲁登科解释说，佐尔亚在擦枪时不慎走火身亡。当鲁登科并未报告又一起美国人枪击俄国人的事，正如去年12月在大饭店外发生的那样时，杰克逊才松了一口气。他决定绕开陆军刑侦处，派两名手下的人去郊外埃尔论施特根的俄国人大院悄悄核查一下这一事情的经过。随后他们报告杰克逊说，一名俄国将军极不可能亲自擦枪，特别是枪口对准他的两只眼睛之间的部位。这是怎么回事呢？杰克逊对此一无所知。俄国人为什么不干脆把将军的尸首悄悄弄出纽伦堡呢？他在这里的主要目标是使这一审判继续进行，而不是引发国际事件。严格说来，将军之死是俄国的内部事务，他决定允许鲁登科运走尸首。盟国关系已然紧张，杰克逊无意火上浇油。

        席拉赫的律师开始进入第二天的直接讯问，他故意提出其当事人最严重的罪行。他得到一份招认，即席拉赫知道东方发生的大规模种族灭绝。他提到霍斯的证词，要求席拉赫发表意见。数百万人遭到屠杀，不是霍斯犯下的罪行。席拉赫以坚定的口吻说：“霍斯只是执行人，屠杀令是由希特勒下达的。”被告们似乎受到一根琴弦的触动，统统把目光转向证人席。“我将在上帝和德意志民族面前肩负我所犯下的罪行，我的罪行是，我为一个许多年来我认为是完美无缺的领袖和国家元首的人。而教育我们的青年……我为一个犯下百万起谋杀罪的人而教育德国青年。”吉尔伯特愉快地松了一口气，席拉赫对吉尔伯特的悔恨是个了不起的事。

        然而，托马斯-多德在盘问并没有放过席拉赫。他逼席拉赫承认，为海德里希遭暗杀而进行报复，他提议肆意轰炸一座英国化城市，他把后来遭动屠杀的万犹太人撤出维也纳。不过，不论为时多么短暂，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却表现出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具有的骨气。

        回到监狱区，吉尔伯特多方设法观察斯佩尔的反应。斯佩尔说，他很高兴戈林的统一战线瓦解了。先是凯特尔，然后是弗兰克，现在是席拉赫，他们承认了个人的罪行，并谴责纳粹政权。斯佩尔说，席拉赫和他已成了密友知己，相互之间以亲切的“你”称呼。不过，下一个出庭作证的被告的证词对斯佩尔比对席拉赫的关系更为直接。

        27

        罗伯特-塞瓦琉斯-赫里德匆匆穿过司法大厦的孔状门厅，来到会客室，与他的当事人作临战前的最后一刻商议。现年五十二岁的塞瓦琉斯在法庭上赢得了逻辑性强而又有理有节以及能一下抓住问题实质的名声。他在英国、巴黎和莫斯科生活和学习过，深谙世故，从未屈服于纳粹党的诱惑。正如一位记者所指出的，塞瓦琉斯作为一流的律师，却为三流的当事人辩护。塞瓦琉斯对绍克尔也没有特别的好感。但是他曾作为超龄军官在德国陆军服役年，纽伦堡给他提供了一个在他的专业领域出尽风头的机会。记者发现塞瓦琉斯想要作这最后一次会晤，是因为弗里兹-绍克尔需要给予密切监督。他在铁丝网的另一侧、绍克尔对面落座，开门见山地解释说，他要向绍克尔抛出有关强制劳工方面的最尖锐的问题。由他提出来比检察官提出要好。绍克尔明白吗？绍克尔急切地点点头。塞瓦琉斯告诫他说，不要唠叨，说话慢点儿，使用短句，给译员留下跟得上他的时间。

        5月28日星期二，弗里兹-绍克尔走向证人席。在大厅里蹦蹦跳跳，就好像他是拳击比赛的裁判似的。塞瓦琉斯开始援引绍克尔在央计划局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绍克尔吹嘘说，如有必要，他的手下可以用胁迫手段弄来外国劳工。塞瓦琉斯要求对这段话作出解释。绍克尔看上去目瞪口呆，就像无意挨了父母一记耳光的小孩。他的解释表明，他是一个粗野而没有教养的德国人。塞瓦琉斯绝望得直摇头。绍克尔说话时每个字之间总是停一停，呆若水鸡。劳伦斯法官打断证人道：“我不会德，但如果被告在苛求而非在每个音节停顿，那就可能有点意义了。”

        绍克尔曾经说过，要是法国人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人，“我们可能要把那狗它便在墙上”。塞瓦琉斯问绍克尔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一次，绍克尔回答得如此之快，以致劳伦斯不得不让他说慢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塞瓦琉斯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深究记录证据，证明他的当事人签发过要求体面地对待劳工的指示，证明绍克尔本人并没有控制警察或部队，要进行兜捕还得依赖他人。

        第二天提出了大家心里最关心的问题。塞瓦琉斯问：“你的办公室与斯佩尔的之间是什么关系广绍克尔终于明确而直截了当地答道：“我的办公室不得不满足斯佩尔提出的要求。”

        两天后，塞瓦琉斯传入绍克尔的副手马克斯-蒂姆出庭作证时，对斯佩尔来说最难堪的时刻到了。律师讯问证人：“斯佩尔可以向绍克尔发号施令吗？”蒂姆的回答漫无头绪。塞瓦琉斯更进一步问：“斯佩尔能下达命令和指示吗？他曾下达过吗？”“是的，”蒂姆回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绍克尔令人吃惊的愚蠢无能可能对斯佩尔造成最大的威胁。绍克尔曾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证人，控制不住自己，不对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失去了他的律师给他的每一个机会，即至少认一点罪而赢得法庭的同情。相反，他继续用过时的纳粹陈词滥调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常常根本就抓不住问题的要点。斯佩尔的问题是，人们可能不相信，这么个可怜巴巴的人本可以成为他的对手，在强制劳役计划方面就大大不如他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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