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兰克来说，难以否认的问题是，这一不明不白的家世怎么可能形成希特勒的凶恶残酷的反犹思想。施特赖歇尔那份满纸胡富妄语的《冲锋队员》上，经常有犹太阔佬引诱德国天真少女的报导。无独有偶，在希特勒《我的奋斗》里，有一个“黑头发犹太青年”埋伏一边等待着玷污她。在纽伦堡种族法出炉的过程，希特勒在一个问题上坚持一项特别条款：任何四十五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人——比他祖母生育时大三岁，不得在犹太人家庭里做佣人。

        弗兰克在《我的奋斗》里还发现了其他惊人的相似之处。希特勒写道，混血儿“从第三代开始……总是通过一种明确无误的信号显示出其混血性来。在任何危急关头，纯种人会作出正确决定，亦即明确的决定，而混血儿则将举棋不定，换言之，他们将采取折衷办法。”（我的奋斗》再谴责“折衷办法”和“三心二意”。希特勒的决定，无论对错，都是明确和当机立断的。任何人企图要用相互矛盾的事实或庸之道进行调和儿都是充耳不闻的。他证明自己没有身受第三代举棋不定之苦（而这往往暴露其为部分犹太人的混血性）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要过度补偿，过于矫枉过正，比任何其他人都要坚决、肯定和反犹。

        赫伯特-韦克斯勒、詹姆斯-罗、阿德里安-费希尔，还有罗伯特-斯图尔特，都在法庭充当法官的助手，帮助法官们确定每个被告的指控哪些得到了证实，哪些证明不能成立。已有几名被告的起诉和抗辩已经完成，这伙工作人员开始准备草拟判决书。鉴于他们处理的是罪恶滔天的罪行，首要问题是判定谁对最后解决方案负有责任。在汗牛充栋的件档案，检察官就是找不到使这一套机器运转的希特勒的一纸手书。希特勒的管理风格无济于事。他是个直觉型的领导人，不把机构图表放在眼里，很可能在突然想起谁或看到谁对就发布口头命令。因此，纳粹德国成了一堆相互竞争的重叠的杂乱无章的封建采邑。

        法庭几乎只能确定，1935年希特勒本人首次使用“最后解决”这一词组。有一次，他在谈到纽伦堡种族法时说，如果国家的法令不足以处理犹太人问题，“该问题就必须交给国家社会主义党最后解决”。1938年11月，希特勒命令他的副手戈林制定“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1939年1月24日，戈林把这个任务下达给当时的帝国央保安局局长赖因哈特-海德里希去办。在鲁道夫-霍斯的证词，出现了希姆莱的面貌。霍斯说，1941年6月，希姆莱告诉他说，元首下令通过种族灭绝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1941年7月对日，戈林向海德里希发布了一道命令：“现对1939年1月24日下达给你的任务作出补充，该令以移民和疏散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据此，我责成你做好一切准备……此外，我要求你……为犹太人问题满意的最后解决提交给我一项全面的计划。”在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和其他集营业已实行种族灭绝的情况下，赖因哈特-海德里希于1942年1月20日召集十四名党政官员，在柏林郊区万塞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旧楼举行会议。海德里希只有一项议程。他在提到戈林的命令时，说将把欧洲的一千一百万犹太人清理掉，将他们遣送东部。那些尚能干活的充做劳工，直到通过“自然减员”大量被杀死。剩下的进行“特殊处理”。证人迪特尔-韦斯利西尼作证说，1942年7月或8月份，艾克曼向他出示过希姆莱下达的“最后解决”的书面命令。

        法官们从这乱如麻的东西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最初的最后解决方案的命令从希特勒下达到戈林，再下达到海德里希。然而，戈林可以争辩说，他的命令只提到“移民和疏散”。实际的屠杀令似乎是希特勒口述给希姆莱的，最初适用于波兰的犹太人。但该计划一旦付诸实施，海德里希便开动官僚机器，在整个欧洲实施最后解决方案。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均已作古。在幸存者，戈林和海德里希的后任卡尔登勃鲁纳，可与种族灭绝方案直接挂上钩。

        至于说犯罪意识，约瑟夫-戈塔尔在日记写道：“戈林充分意识到，如果我们在这场战争表现出任何软弱，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命运。特别是在犹太人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一种毫无退路的立场。”这段字说明了两点：纳粹领导人是明白“最后解决”的罪证确凿性的，他们决定决一死战与意识形态信仰关系不大，更多的出于苟且偷生。

        20

        4月29日，星期一上午，审判室里挤满了书记员。学者和其他想满足好奇心的人。哪一种人会嫁给尤利马斯-施特赖歇尔呢？一个在厕所脸盆里洗脸的男人，一个冲小孩说脏话的男人，一个对安德勒斯上校说艾森豪威尔是犹太人并称杰克逊把名字从雅各布森改过来的男人，一个声称“兴登堡号飞船”的被炸毁是犹太人阴谋的男人，一个甚至让他的同伙被告当作人行道上的一口痰对待的男人！施特赖歇尔的律师汉斯-马克斯传施特赖歇尔太太出庭，为丈夫辩护。

        上个星期五，施特赖歇尔在证人席上出尽了洋相。他站在那里傻笑，好像他在万人瞩目下光彩夺目。他不断地打断马克斯，以致这位律师询问法庭，是否可以免于处理这桩案。颇有贵族风范的英国盘问人默-格里菲思一琼斯以一针见血的语言，使施特赖歇尔为之心碎。其，格里菲思一琼斯指出，施特赖歇尔在《冲锋队员》上发表的章，把犹太人称为“一个吸血鬼和勒索者的民族”，于是问道：“你是否认为这是在煽动种族仇恨呢？”“不，”施特赖歇尔答道，“这不是煽动仇恨，只不过是叙述事实而已。”

        阿黛尔-施特越歇尔竟然是个年近四十的金发女郎，姿色过人，至少比她丈夫小二十岁。她举止优雅，说话通情达理，浑身散发着难以抵御的魅力。一看便知她忠于施特赖歇尔，在他生命的这一危急时刻，她对他关爱备至。她作证说，1940年1月，她来到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离纽伦堡不远的普莱克斯霍夫乳牛场，担任他的秘书。那时，他已手无权柄。她明确表示，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他都赋闲归家，做“农活”，采石伐木，饲养牲畜。当她起身离去时，颇具风度，昂首挺胸。约德尔将军不禁叹道：“不可思议的爱情的力量呀！”

        阿黛尔-施特赖歇尔离开法庭后，直奔弗鲁克大夫在纽伦堡的寓所。弗鲁克曾设法捎口信给家人，在美国人把施特赖歇尔的普莱克斯霍夫乳牛场转交离乡背井的犹太人后，把她收留下来。她终于因其不屈不挠和滔滔不绝的反犹言论而被捕入狱。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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