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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竟然闹得沸沸扬扬了。罗伯特-杰克逊的行政长官吉尔将军指示塞利上尉为法官们打选椅，四名正式法官的椅是高背、像王座一样的座位，而候补法官的椅则是普通的扶手椅。美国候补法官帕克受到了伤害。这个平时温尔雅的北卡罗来纳人满腹牢骚，他说“小椅”是一种侮辱。另外，椅的不同进一步表明候补法官的身分不明。他们究竟为什么到纽伦堡来？除了等着有人生病或死亡外，还能做什么？帕克不仅希望在座位上平等相待，而且在投票上也要一视同仁。否则，他就要回家。

        那天下午，杰克逊在法官会议室召集了一个会议，在那里，他试图对“伦敦宪章”没有给候补法官投票权作出解释。只有正式法官缺席的情况下，他们才变成正式法官。令杰克逊恼火的是，弗朗西斯-比德尔突然为帕克进行辩护。比德尔含沙射影地说道，吉尔将军的椅政策是蓄意在法官制造不和。听到此话，杰克逊怒气冲冲地离席而去。不论怎样，法庭也要在椅和投票问题上让大家皆大欢喜。杰克逊尤其被比德尔不合作的做法搅得心烦意乱，他担心在以后的几天，还会有更加严峻的考验。

        被告有一个人没有在C牢区。尽管受到起诉，他还是住在家，这个老人身患动脉硬化、早期衰老症、偏瘫、絮叨和说话语句不完整的毛病。他的名字是军火大王古斯塔夫-克虏伯。罗伯特-杰克逊知道，德国的实业家支持希特勒掌权，因为他们知道希特勒会制服**者。没有商人的共同参与，就没有第三帝国。当战争开始时，他们衷心希望加强德国的战争机器。正是那个叫克虏伯的人引人注目地建立起巨炮组装线。由于杰克逊想要有德国实业家阶层的代表人物站在被告席上，所以，古斯塔夫-克虏伯被列为主要战犯的名单之。

        问题在于，许多医生已经证实，将克虏伯作为他的那个阶级所犯罪行的化身是行不通的，因为他年老体衰无法出庭。杰克逊没有被难倒。古斯塔夫-克虏伯有一个叫阿尔弗雷德的儿，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是克虏伯工厂的总监。杰克逊请求法庭，如果不能起诉他的父亲，就起诉阿尔弗雷德。至是月14日，法庭就这个问题在纽伦堡举行首次正式会议。克虏伯家族的律师争辩，由于父亲不能出席审判就审判儿的做法不公平，杰克逊予以反驳，德国实业家阶层制造了战争罪行，必须受到审判。

        听证会后，法庭成员离开法官会议室，讨论如何作出决定。诺曼-伯基特爵士浑身发抖地表示怀疑，他说，杰克逊的辩词令人憎恶：“这不是一场足球比赛，你不能因为一名运动员生病，就简单地派一名替补队员上场。”杰克逊的请求被否决了。

        会后，比德尔法官请赫伯特-韦克斯勒到他的寝室来一趟。他说，他不喜欢在别人的面前同鲍勃作对。但是，比德尔认为，杰克逊表现得太蛮横，甚至是愚蠢的。他说，他开始察觉，杰克逊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狂热的人。比德尔问，韦克斯勒没有注意到这种行为吗？韦克斯勒答道：“我想，当法官拒绝杰克逊的请求后，他几乎都要精神崩溃了。”

        弗朗西斯-比德尔逐渐地喜欢上了纽伦堡。但是，他不是法理上的法庭庭长，那个和蔼可亲、埋头干活的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却获得了那个荣誉。然而，比德尔认为，事实上，其他法官在他所希望的一切事情上，克虏伯案件、椅问题，甚至在他们应该在法庭上穿什么都附和他的观点，这差不多都令人感到尴尬。在后一个问题上，比德尔建议，不管他们喜欢穿什么，只要在得体的范围内就行。那个意见也被接受了。这时，天已经晚了。

        杰克逊度过了困难的一天。他的年轻的助理检察官、研究人员、件专家和翻译同他一样，每周工作十至七十个小时，他们为几天后就要开始的审判准备着。可笑的权力斗争、房屋管理危机、同比德尔的争执等等，这些令杰克逊恼火的问题已不是他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了。他负责发表起诉用的公开讲演。爱好修辞、天资聪颖、喜欢用短语的杰克逊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时间，把他的致词润饰成一篇激情洋溢的稿。然而，他却被无关紧要的事情折磨着，他要决定谁睡在哪间屋里，他还要决定什么式样的座位可以放在一个北卡罗来纳法官的屁股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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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斯特尔特上校嚷道：“再快点！再快点！”艾森豪威尔的前任翻译，尚未得到检验的IBM的同步翻译系统的倡导者多斯特尔特上校在司法大厦的顶楼建起一个模拟审判定。一人扮演检察官，另两人则分别扮演被告和法官。多斯特尔特正在测验一名前来自荐充当同步翻译的求职者，着她是否跟得上“证人”。速度是严峻的考验。翻译必须在发言人开始说话后的八秒钟内开始翻译，否则，积压的话就太多了。大学教师也许能成段地翻译尼采或叔本华的书面字，但是，当他们涉及到一个集营厕所设置的题目时，就经常搞得一团糟。多斯特尔特的一名在维也纳出生的美国助手彼得-尤伯拉尔尉已经开发出一套实用检测方法。尤伯拉尔要求应试者用两种语言滔滔不绝地说出十种树木、十种鸟类、十种医学术语、十种汽车零件的名称。他们正在寻找阅历深、语言能力强、知识广博的人。尤伯拉尔一直对许多城市居民不能用任何一种语言说出十种农具感到吃惊。

        多斯特尔特作出一项基本决定。让译者用其母语听，用另一种语言译，这将是最佳方法。他们发现，译者首先必须完全理解听到的内容，然后才能找到合适的字眼，用第二种语言表达出来。

        他们最感头痛的是德语。由于动词通常出现在句的末尾，译者根本就不知道一句话是从哪里开头的。但是，他们又不敢等得太久再开始翻译。用英语表达一句话是“我完全不知道死亡集营的存在”，但是，译者听到的德语都是“关于死亡集营的存在我完全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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