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手插进短祆口袋里，摸到了那股小绳。他想起了脚跟前的小箱，想起了这次旅行的目的和时间的紧急。可是店主人已经不在拥里，而这个女招待又不是随便可以花掉一百五十或者二百克朗的人。水手有两个显然不是要买手表的那类人；至于最年轻的那个，他正在唠唠叨叨地复述什么老婆偷汉或者未婚妻变心的故事，去打断他的话头也是不妥当的。

        马弟雅思喝光了他的苦艾酒，把衣袋里的钱弄得丁当响，表示要会账。

        “三个克朗零七。”年轻的姑娘说。

        和他的期待相反，她说话的态度很自然，没有一点腼腆的样。苦艾酒并不贵。他把三个银币和七个铜币排成长长的一行放在柜台上，然后再加上一个崭新的半克朗银币：

        “这是给你的。”

        “谢谢，先生。”她把钱全部收下，不分青红皂白全都扫进钱柜里。

        “老板娘在吗？”马弟雅思问。

        “她在楼上，先生。”年轻姑娘回答。

        店主人的身影又在内室的门框上出现，恰好在同一个地方——不是在两扇门的间，而是靠在右边的门框上——仿佛他自从初次出现以来没有动过似的。他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改变：深不可测，粗暴，像蜡制似的。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敌意，或者忧虑——或者仅仅是心不在焉——这要根据观察者喜欢从哪一方面解释；你也完全有权利说他怀着最阴险的意图。女招待弯下身去整理柜台下面干净的酒杯。玻璃门外，海水的反光在阳光下闪耀。

        “多好的天气！”马弟雅思说。

        他弯下腰，用左手拿起小箱。他想赶快走出咖啡店。如果没有人回答他，他就不会再坚持，而是要走了。

        “这位先生想看罗宾太太。”这时候年轻姑娘用平静的声音说。港口的海水一半背着阳光，闪耀得叫人睁不开眼睛。马弟雅思用右手搭起凉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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