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依然很难说服官员们。他们私下里说，这是皇帝做了一个美梦，却想拿来治国。

        朱敬伦感叹，他所打造的政府早就变了，他突然有些怀念当年那群迂腐的士大夫组成的政府，他们迂腐，但他们有民本主义精神，哪怕不做，他们也会感叹民穷民弱。现在倒好，这些官员对穷人没有一丝怜悯，认为人穷是因为懒惰，是因为天生蠢笨，活该受穷。

        他们的思想不是传统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而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不能怪他们，全世界的政客大多如此，这是世界流行观念。对抗这种观念的，恰恰是从工人文化中诞生的社会思潮。有的国家，两种观念都走向极端，最后爆发革命，有的国家，两种观念进行了妥协，最后进入福利社会。

        革命始终是成本最高的变革方式，能避免的情况下，朱敬伦绝对不想看到。

        现在这种迹象的苗头已经产生了，日本1880年代开始出现工人摆工等运动，中国在90年代也开始了，工人中大大小小的组织已经出现，有的抱着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想，有的甚至抱着革命思想。

        这些组织，并不仅仅是穷苦工人自发建立的，恰恰相反，大多数组织，其实是生活比较富足的精英参与建立的。最早的一批工会，是工厂中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专家，以及从西方留学回来的技术骨干建立的。

        这些精英建立的组织，大多数也并不打算革命，他们只是想通过谈判的方式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作，改善工作条件。

        一旦这些理性的组织的目的不被满足，那些极端的组织就会站出来，甚至看不到希望的理性组织也开始走向极端。

        朱敬伦赫然发现，在思想上，富有良知的精英，不管是新知识精英，还是传统士大夫，他们的思想竟然殊途同归。

        或者真的是胡适所说的，在一切人类美好道德层面上，各国传统美德都是互通的，儒家的仁政思想，忠孝礼仪文化，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普遍存在的。

        朱敬伦发现，靠说服已经很难让目前这些技术派官员跟自己站在同一阵线，即便强行通过一些政策，没有他们的主动支持，最后也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思之后，他决定将陈芝廷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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