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成功的，政府甩出去了这个包袱，但朱敬伦通过兵工厂进行技术扩散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反倒是郝可久将兵工厂经营成了一个垄断巨头。这种巨头，不但没有为大明民间工业输血，反而如同野猪一样进入民间市场，将脆弱的民间工业挤压的举步维艰。连烧砖这种行业的钱，兵工厂都挣，实在是太贪婪了。

        可对于兵工厂仿制西方机器，朱敬伦是大力支持的，所以他才默认了兵工厂跟施耐德之间的不正当竞争。

        但他实在是有些惭愧，因为当年是他亲口应承给予施耐德优先权的，现在看来，当年考虑的很不周全，他没想到大明这么快就能够仿制铁路设备这种重型机械。可当初的承诺是自己给的，在这件事上他实在是不好开口。

        对于英法要求的保护专利权的问题，这也是一个理亏的事情，你模仿人家的技术，不给任何好处，确实是理亏的事情。但在利益面前，有时候就必须护短。专利法有必要制定，但不能盲目制定。

        各国的专利政策，无不是以本国利益为重，别说大明了，这个时代，就是西方国家，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严格保护专利产权的。后世先进国家的代表瑞典，在这个时代，还不是大规模的仿制其他各国的专利技术。最典型的例子是就是通讯设备巨头爱立信，爱立信起家是靠制作电话机，可电话机的专利是美国人的，就是因为瑞典没有完善的专利法规，才让爱立信可以在瑞典大规模仿制美国电话机，最终成为了一个行业巨头。

        后世的印度和中国在专利保护上，也都是倾向于对本国有利的政策，让西方人诟病不已。印度人对医药行业的专利保护很有特点，他们只承认生产工艺专利，而不承认药品成分的专利，因此印度人可以大规模仿制西方公司研制出来的药品，只要他们制药的工艺流程不一样，就能让同样成份的仿制药成为合法药品。而中国在保护软件等知识产权上不够严密，因此中国公司大量制造盗版产品，成为了一个山寨王国。

        但专利法作为一项公认的优秀法律，自然是很有必要的，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利益最为看重，因此放任中国公司仿制外国的高新技术成果，通过这种方式确实取得了相当的利益，可问题是也大大制约了中国企业创新的动力，导致中国向山寨王国发展。反倒是中国不太关注的民生上，对药品技术进行了保护，尽管大量病人因为买不起昂贵的药品而等死，但中国制药企业中，确实诞生了一些创新能力足够强的企业。印度人对药品技术保护不力，印度成为仿制药大国，但印度的药品创新就不行。印度保护高新技术比较有力，印度的高科技企业就比较厉害。

        中国传统律法，还算相对完善，有严谨的民事、刑事制裁措施，大明律法初创，大量保留了明清法律条文，可中国古代法律中，恰恰就缺乏专利保护的概念，所以应用习惯法的大明，也在专利法律上有所缺失。

        现在英法发出了强硬的抗议，在理亏之下，朱敬伦打算真的通过一部专利法，但他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法律，因为在工业化上已经落后一步的大明，不可能绕过模仿别国技术这条路，如果每一项技术都要支付昂贵的专利费用，工业化也就不用搞了。

        所以出台专利法推动大明企业创新很有必要，但又不能让大明企业因此背上无法承受的包袱。

        在朱敬伦这种要求下，大明的法律专家们绞尽脑汁，推出了大明第一部专利保护法。

        基本程序上，跟最完善的英国专利法相当，但是做了大量的特别规定。

        比如在西方已经成为公共知识产权的技术，不能拿到大明进行注册，防止西方人将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大批老技术当作专利在大明注册，然后收取大明企业的专利费。

        对专利费用进行限制，要求专利费用不得高于产品售价的百分之五，防止西方公司利用专利优势盘剥大明企业。对大明仿制的西方类似产品，如果在工艺上有所区别，并且不是通过西方公司的的技术转移的话，可以视作无意识侵犯，在这种情况下，缴纳百分之一的专利费用即可视作自由技术。

        这条规定，相当于鼓励大明企业仿制西方技术，但如果西方公司在大明注册了专利的话，则只需要知府百分之一的专利费；同时如果西方企业主动转移全套的技术资料，反倒可以收取百分之五的专利费，相当于鼓励西方企业向大明企业传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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