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从政治角度出发了。按照故老相传的做法，中国法律讲株连，而不是抚慰。

        朱敬伦则是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犯人也是我们的子民，他们一时犯错，家人却是无辜的。我相信他们知错能改，流放几年后还能回来过日子。”

        陈芝廷理性觉得这么做恐怕会有无穷的麻烦，但感性上他也觉得舒服很多，另外一点，如果官府这么做了，官府受到的苛责会变小。

        陈芝廷点点头。

        朱敬伦接着道：“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这次的事情得让我们这些身居高位的人警醒。不要为了这一次的事情就瞻前顾后，以后类似的事情还会一次一次的发生，可能二三十年都会如此。这一次的事情可能是一个孤例，但告诉我们一件事——老百姓有怨！”

        陈芝廷神色凝重起来，老百姓有怨这是大事，有怨不能平是要出大事的，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大案，不都是这样出现的吗。

        “这几年很多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日子比以前艰难了，但还没到活不下去的时候。这样的苦恐怕还得再吃几年，也许整整一代人都得吃苦。”

        工业化的转型期，没有一代人是很难完成的，也必须在一代人中完成，否则有可能就完不成了，很多人讨论阿根廷为什么从一个世界级富国，突然停滞不前，有从经济学分析的，有从政治角度解读的，但很少有人从人性上来解释。

        朱敬伦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如何响亮的口号，无论对么伟大的目标，最多你只能鼓动一代人牺牲奉献，从没有人能让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持续几代人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理想而牺牲。

        阿根廷人没有在一代人中完成工业化，那就彻底的失去了机会，日后的一代又一代，他们只能接受享乐，受苦他们绝对不干，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干过，没有什么结果，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这一代再干这种蠢事呢？

        一代人受苦，怎么也得二三十年，这一代人不受苦，落下的差距，日后总会要另一代人来追赶的，他们只能追赶的更辛苦，更累。

        朱敬伦绝对不愿意将这种责任推给后代的，事实上现在他也可以选**生多一些，他完全可以限制大茶园的发展，让那些小茶园在享受一二十年垄断的福利，可是之后呢，印度茶上来了，他们还是要破产，二十年之后的差距，可就真的赶不上了，这种时间成本往往是最大的机会成本，用中国人的观念来说，就是气运，你失去了那个大气运，再想遇到，没那么好的事情，除非你是上帝的私生子。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就不可能让他们心里没怨恨，可是我们得让他们有怨能平，得让他们有说理的地方。公堂本来就是一个说理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让公堂敢说话。谁都不能干涉公堂断案。只是现在老百姓还不太爱打官司，否则他们也不至于用刀子说话。都是一群文盲，但也要让他们知道，有一个说理的地方。我想了很久，似乎我们现在可以做点事了。官府现在把学堂都管上了，小学也教了数学，但还缺了一门课，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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