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坏到了连港督都无法维护自身的安全。

        在香港服役的一个龙骑兵中尉后来给他的朋友描述，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匪巢，我敢说这里是个贼窝。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有人在胸前佩戴勋章去街上散步，等他回来时勋章肯定已被抢走......我以前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也永远不想去另一个类似的地方。”

        1856年，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叶名琛号召广東消灭夷人，香港当时就混乱了。

        当地报纸登载了“华人暴行录”内容包括：“4人被投掷燃烧弹；应为喝过有毒的汤，3名欧洲人短暂昏迷；发现一具无头尸体；皇后大道中席棚起火。”

        但这都不算什么，影响最大的，还是一次大型投毒时间，1857年1月15日一名中国面包师在面包中加入大量砒霜，导致大量香港人中毒，但是由于使用的砒霜超过了四倍的量，反而经过奇妙的化学作用，让毒性不太严重了，因为这种分量的砒霜就成为一种催吐剂了。

        但依然也有人死亡，一些人呕吐不止，加上水土不服，身体不好的都扛不住，其中就包括包令的夫人。

        “过几日就是你夫人的祭日了吧。我跟你一起去跟她献束花。”

        提到治安问题，额尔金就想到包令的夫人，针对这件事，他心中其实十分欣赏包令。

        因为由于公众大范围中毒时间，当时的公众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就连当地报纸敦促总督“把裕升面包店所有下毒的伙计统统绞死在店铺门前”。

        按照当时的情况，包令很容易利用手里的权力，甚至不需要动用权力，就能将中国面包行的老板张亚霖和一干伙计统统弄死。

        但是包令选择了法制。

        他选择让法庭决定这些人的命运，并且要求法官给予这些人公正的审判，完善的法制保护了这些人，因为无法确定究竟是谁在面包中下毒，陪审团宣判面包师无罪。不过后来这些面包店伙计还是被关进了监狱，其中42人被囚禁在以间仅有15平方英尺的小屋中。

        这种类似虐囚似的处罚，平息了大众的愤怒，却激起了治疗中毒的医生们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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