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的一步一步，富礼都是看在眼里的，他自认这些事情他玩不了，一步一步也都写信汇报给柏贵了。

        把富礼一步不离的放在自己身边，朱敬伦的目的也在这里，就是让富礼将实际情况反应给柏贵，省的柏贵不知道实情胡乱猜，跟老百姓扯在一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被按一个邀买人心之类的罪名谁都担不起。

        有富礼在身边，就可以释疑了，起码富礼会觉得，朱敬伦跟乡绅一起具名，那是被逼的没办法才出的下策，而不会往跟乡绅结盟上面想。

        同时朱敬伦也将自己的办法写成了条陈，汇报给了柏贵，让柏贵下发各县，让各县照着办理。

        可是离奇的是，江对面的香山，新安北边的东莞两县，却指名道姓，希望朱敬伦能从中协办。

        这可就怪了，具体方法都告诉他们了，依样画葫芦还不会？

        朱敬伦一直还以为清廷的县令，处理这种事情很擅长，他不觉得这是多么简单的办法，为什么这些人就办不好呢。

        办不好的原因很简单，不想办。

        不想办的原因很简单，不想担责任。

        朱敬伦在联保的公约上签字具名，本身就有拉拢乡绅的意图，其他异地为官的县令却没有这种想法，他们只希望群体**件赶快过去，太多乡勇围拢县城，名曰保家守土，可少不了滋扰百姓的事情，而这时候还不敢捉拿问罪，弄不好得打起来，真打起来了，那些县吏，可不是乡勇的对手。

        所以这些县令是很想让事件赶紧过去的，但又万万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写到公约上，一来万一出事他们得连带，二来他们始终没有信心自己能够控制的住那些乡勇。

        在这一点上，南海和番禺两县就很从容，李福泰和华庭杰俩人都算是有能力的，另外俩人通过编练乡勇，不但组织能力比其他县令高的多，关键是手里都有一支县勇军队，手里有兵也让他更自信，即便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容易弹压。

        但香山县令手里没兵，东莞知县手里也没兵，把乡勇都赶回乡下，他们打起来了，他们也只能望而兴叹，就好像五邑地区的土客械斗一样，当地县令根本就毫无办法。

        朱敬伦心想，这种好事都没人做，他巴不得去跟香山和东莞两县的乡绅阶层碰碰面呢，让自己的影响力根植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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