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见曾国藩这么说，知道他还没下决心反清，于是对曾国藩说：“天下糜烂，我们岂能安坐而事礼让?有志者，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

        胡林翼说天下糜烂，不是信口开河，1860年的清廷，内忧外患都很严重。

        1860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早在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俄国、美国公使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却索要诸多好处。

        咸丰皇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

        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

        这时咸丰皇帝才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了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

        咸丰皇帝此时冷静一想，后悔了，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一直拖到1858年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两国不愿意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

        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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