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显德二年夏五月，世宗柴荣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禁民亲无侍养而为僧尼及私自度者。第一

        佛教史上有所谓“三武一宗之厄”，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对当时兴盛一时的佛教体系进行的剿灭或限制。历史上曾生过多次反佛运动，其中有三次规模较大，而这三次当权的君主，碰巧谥号、庙号里都有个“武”字，故合称“三武灭佛”。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限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

        关于诸朝灭佛的原因，说起来不仅因为佛教与道教“孰为上”的宗教之争，也不仅仅因为佛教思想与传统儒家礼仪相悖，其实反佛运动有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

        比如身为鲜卑族统治者的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统万城之战的领导者，牛x的骑兵攻城的空前战例的缔造者）、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位英年早逝的精英），在他们的时代，汉人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他们欲一统天下，统治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汉族为主要组成的整个华夏民族，用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在思想上向汉文化靠拢是最好的办法。佛教为“舶来品”，北魏太武帝称其为“胡神”、“胡经”，以表明自己非“胡”；周武帝亦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也是为了显示对汉文化的认同，进而争取民心。

        至于经济原因则是寺院的恶性膨胀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比如唐代，本当艰苦修行、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旧唐书》中形容当时情况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

        僧尼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所费极大。这些耗资，除了帝王地赐予，贵族、官僚、士人乃至一般民众的资助，主要是通过寺院本身的土地经营、高利贷等世俗手段而实现，帝王权贵动辄将大好良田赏赐给寺院。且不说武则天、太平公主之流，连大诗人王维都曾有把自己地庄园捐赠给附近寺院的记录，而寺院占有大量生产资料却能免役免赋，这对社会经济、国家财政收入地恶劣影响可想而知。

        寺院经济恶性膨胀，丁口急剧流入佛门，其结果是，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本应与世无争的宗教组织，竟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作为有雄心地统治者，怎么可能对这种状况坐视不理呢。

        荣哥颁布限佛令就是基于经济原因。他在社会穷困、民生凋敝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自然要大力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寺院占据大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正常展，所以必须加以限制。

        在他的限佛令上，他允许“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对无敕额的寺院，部分予以保留；对欲出家的男女，有限制条件的允许剃度，这相对于“三武”B地拆毁天下一切寺院、焚毁天下一切经像的大手笔，荣哥已经是极为温和了，尤其比起北魏太武帝坑杀僧人的血腥手段，实在是宅心仁厚呢。他地限佛，并非赶尽杀绝，严格说起来是带有整顿佛教的性质。

        如同史上任何一次改变人民固有生活状况的改革、政令一样，限佛当然也会有反对意见，不过面对反对地声音，他的回答很妙，他说，他听闻佛说身体是妄见，而且主张以利民为先。倘使佛地真身在，如果能造福世人救济百姓，也会愿意把自己地身体献出来施舍众人，何况这些铜像，佛又怎么会吝惜呢！

        当他把这话转述给我听，我笑倒，这家伙口才越来越好了，简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经典胜利啊！

        其实那些人真是想不开，荣哥从不是“棉花耳朵风车心”地人，相反，他是意志坚定，拿定主意就会坚持到底勇往直前的类型，而且，无论从经济展、政权维护、还是社会治理的角度，限佛都是合理并符合社会需求的。

        这次限佛，大周境内废除了三万多所寺庙，保留下来的有两千六百多所，僧尼剩六万多人，还俗者约有六十万人。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国家来讲，其意义自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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