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大年初三，经过这几天，床底下的私货也早已清空，虽然前往拜年时正主大多不在家，但最少礼数是到位了，但经过这几天跑下来，秦爱民也算是深记得体会到了做官难，做官累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其中更不用说像他这种屁大的官了。

        坐在火炉边，喝着茶，半眯着眼睛，无事一身轻的秦爱民难得的轻松了一把。

        “秦所长，电话。”

        门外远远的忽然传来老革命那特有的呼喊声。

        对于老革命来说，工作就是他的全部，哪怕是大过年的，无儿无女，无牵无挂的他也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小步跑到传达室，按老规矩，先是给这位可敬的老人递了一根好烟，之后才问道：“谁的电话？”

        这几天找他的人确实有些多，想念他的父母，询问他情况的大哥大姐夫，闲得没事拿打电话当新鲜的二姐，另外就是那一帮子知道他联系方式的同学了，其次就是打电话来询问浮桥工作情况的杨大庆与余国民了，虽然两人都已经好几天不在乡里出现，但对于浮桥的事情，两人都不敢掉以轻心，每天最少也会打两三个电话过来。

        当然，该送去的钱他也从来没断过，每天中午准时送到了他们的办公室，至于这些钱最后怎么出现到他们手中那就不是他秦爱民关心的事情了，总之他在第二天再去时都没有现前一天送去的报纸包。

        “杨书记的。”老革命声音有些小，“好像杨书记喝得有些多。”

        “爱民啊，把晚上的工作安排一下，来县里吃个饭，我给你介绍几个人。”

        电话里杨大庆的语调果然有些不正常，很像是酒喝多了口齿有些不清晰，不过秦爱民却不敢怠慢，连忙回道：“书记，是在哪里？”

        “富春饭店。七点。准时到。另外别忘了多带点钱。”

        秦爱民还没有来得及回话。电话另一头便直接挂上了。看了看坐在门口数米远处抽着烟地老革命。秦爱民又递了根烟之后便回了自己办公室。

        这几天他也确实按余国民说地将账目重新做了一遍。数据也都顺了一遍。一番改下来。账目外便立马多了好几万。这一部份钱当然立马另外找了一个独立地保险柜收了起来。对于这笔钱地情况。杨大庆跟余国民都是清楚地。杨大庆对此更是异常地赞赏。余国民更是不用说了。这几天他案头每天出现地六千八百块足以让他合不拢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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