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梅赜所献《大禹谟》，把这两句话认定是鲁庄公所引《夏书》之文。

        所以杨济的质疑随即展开，他先列出年代顺序：孔安国、杜预、梅赜三人，分别是西汉、西晋、东晋年间人士，然后是基本的推断：

        孔安国整理孔壁古文《尚书》，如果东晋梅赜所献《大禹谟》为真古文《尚书》而传自西汉孔安国，何以西晋时代之杜预不得见？

        按说杜预应见过孔安国孔壁古文《尚书》，为何将“德乃降”一语误解为鲁庄公之语？这不是表明梅赜所献《大禹谟》为晚出之《书》吗？

        关于这个问题，刘炫的反击也很直接：孔安国古文《尚书》，两汉之际未列官学，所以西晋时杜预看到的古文《尚书》，说不定在私人传抄之中出现错漏。

        杜预，是西晋时期文武双全的能臣，其经学水平举世称赞，刘炫没有质疑杜预的能力，而是认为这位所看古文《尚书》有错漏，导致出现了误会。

        杨济的质疑，被刘炫寥寥数语化解，就在听众们再度恢复对刘炫的信心之际，杨济又展开新的质疑，这次他的目标对准了《泰誓》。

        《尚书·泰誓》有“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文，杨济直接指出此一段乃抄缀《左传》而成。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召简公、南官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刘子谓苌弘曰：‘甘氏又往矣。’对曰：‘何害？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听众席里，满头大汗的孔颖达极力回想着，他看过《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可是不算太熟，手上又没有书，无法向辩论双方那般各种经典信手拈来。

        果然，我还是书读得太少了！

        孔颖达在纠结，而旁边的萧瑀也在纠结，他是读过《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却实在想不通杨司马举这个例子，其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心乱如麻也就罢了，还有宇文理在旁扯后腿，见着这位不住问，萧瑀无奈的低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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