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群雄道：“其实王冬至什么都不知道。他完全是冤枉死的只是他们混淆我们公安人员的视线、警告张国俊的一个工具而已。他被他们淹死与张国俊一点关系也没有。张国俊知道一点他们受贿索贿的证据不过也不多。问题是这些人害怕自己丢官害怕我们以此为线索深挖下去所以他们就出手了。害死了二个无辜的小老板。给世人一个他们二人为争游戏厅利润而相互报复、相互杀人的假象。这下他们是真正完了今后连做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了。我跟你稍微汇报一下情况……”

        为了不受打扰薛华鼎跟兰永章和县政府办公室的张华东打了电话告知他们自己现在与公安局局长张群雄在一起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就打张局长的电话然后将手机的电源关了。

        张群雄说了很多专业术语而且因为案情复杂又没有经过专门的书面整理说的也不是很有条理但一直关心这个事情的薛华鼎还是基本弄清楚了大致情况：

        以主管安全的副县长李席彬为伙同文化局副局长冯亮、劳动局张江河、公安局的邬运良等骨干组成小团伙长期以来向娱乐、文化行业的老板收取额外的费用来作为那些经营场所的安全批判标准。老板交的钱越多其场所的“安全”就越高。只要交了钱这些主管检查的人就会对这些老板网开一面根本不会“为难”他们营业即使真的存在不安全隐患。相反。如果没有交钱。那么相关地检查就会层出不穷这些“吝啬”地老板为应付这些额外的检查、额外的罚款等等花费大大过其他老板上交的那些非法费用导致全县极大多数老板都宁愿花钱买“安全”、买安宁、消灾。

        晾袍乡的这二个游戏厅老板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张国俊这个人与乡文化站地站长是熟人又和县文化局的一个小官员是表亲关系。可谓朝中有人好办事不但他交的费用不多。而且平时也很少有人上门检查。没有监督、没有督促的他安全意识非常淡薄除了门面上买了一张推拉式钢铁防盗门以防小偷外什么防火、逃生等设备设施都没有门面里的空间被他利用到了极致。他本身又缺乏必要的安全常识一条本来就很狭窄的通道还经常摆放一辆破烂地摩托车。

        火灾生后看到烧死了好多人胆子不大地张国俊吓怕了。当时不顾一切租车跑了。先在外面躲了几天。然后就跑到了县文化局的那个亲戚家里询问对策希望这个亲戚能帮自己一把心里也做好了投案自的心理准备无钱无居所的他那几天在外面混得太苦了。

        对于这个棘手问题这个小官员也是束手无策只好问计于顶头上司----文化局副局长冯亮。

        冯亮当时开口就要这个倒霉的老板投案自并要这个小干部告诉王冬至进了公安局不要乱说最多坐几年牢就会出来。

        开始的时候。不只是冯亮就是李席彬也以为这次火灾对他们没什么影响他们的责任也就是管理不到位而已。接受一下组织的批评自我检讨一番就可以过关最多也就是掩人耳目式地处分一下。毕竟冯亮父亲的面子还在。所以当朱贺年宣布对全县娱乐场所进行安全大检查地时候。李席彬还主动要求担任副组长亲自带队进行检查。一方面可以掌握安全检查的整个形势。另一方面可以找机会私下劝慰那些平时交钱比较多的老板少安毋躁并承诺等风头一过就让他们正常开业。还有一方面就是利用这次检查对那些死硬分子进行警告故意不让他们开业或推迟开业时间即使他们的场所符合安全检查的条件。

        问题就出在张国俊身上。本来开游戏厅就没有赚钱现在家被烧光听说投案自之后自己还要坐几年牢心里一时哪里想得通？就赌气似地跟那个文化局小干部说：“老子是按你们地要求做地你们说安全怎么现在不安全了？你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就知道收钱谁交了钱谁就安全。如果你们当时认真检查我的游戏厅达不到安全要求不让老子开业老子也不会出这个事。不会亏本也不会要坐牢！你们不帮老子想办法老子也不让你们好过！”

        听了这话那小干部脸都吓白了。他知道自己地这个亲戚知道不少的内情虽然没有真凭实据但如果有心人要查的话只要顺着他说的话去查肯定能查出名堂来。

        于是这个小干部软硬兼施地劝了破罐子破摔的亲戚一会儿将其稍微安顿好之后他又跑到冯亮那里问计。冯亮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好吩咐这个小干部先尽量稳住张国俊告诉他避一避风头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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