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种反对的观点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占据着莫斯科决策层内的优势，直到最近才出现风向上的变化。风向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国家银行法》的出台，根据这项法规，国家中央银行不再对部长会议负责，而是直接对最高苏维埃负责，行长以及第一副行长由苏联总统提名，最高苏维埃任命。

        季娜依达只用了几天的时间，便打听到了海量的信息，诸如：为了降低财政赤字的影响，重组后的央行在去年一年里增发卢布货币1500亿，用宏观经济学上的说法，这叫做财政赤字货币化，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政府行为。毕竟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是一定的，增发货币就意味着货币超量，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就意味着货币贬值，就意味着老百姓要吃亏。

        除此之外，在最近几个月，新成立的三大银行放贷量激增，其中仅农工银行近一个月便放出卢布现金贷款280亿，是去年同期的六倍还有富余。没有相应的利好信息，也没有大规模的基建举措，贷款量短期内的激增本身就是个很不正常的现象，即便没有人帮着分析，季娜依达也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当然，最终促使季娜依达动手的，还是她那位从中国回来后便去了莫斯科的父亲。在电话里，一向反对她经商的父亲，在听说她打算贷一笔款做贸易的时候，竟然史无前例的给了一句：“可以考虑做一下……这种事你应该自己拿主意。”

        没人比季娜依达更了解她的父亲了，素来谨慎的老头既然能给这样一句话，那就说明这件事很值得做，而不是什么“考虑做一下”。

        有了这份底气，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按照楚振邦提供的方式，这段时间季娜依达着实做出了一些安排，仅仅安东的贸易公司，就拿到了三千万卢布的贷款。

        季娜依达与安东要比楚振邦早两天得到卢布汇率正式下调的消息，他们甚至连庆祝的宴会都举办过了。尽管操作之前就知道卢布汇率定然会下调，但谁都没想到下调的幅度会如此之大，美元兑卢布的比率从之前的1:06骤然浮涨到1:1.8，这其中存在的利润是惊人的。扣除方方面面的开销，半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季娜依达的账户上便有数百万美元的进账，可谓是赚的满盆满钵。

        人总是贪心的，尝试过赚取暴利的滋味，就很难再平静的回归到踏踏实实做生意的老路上去了，季娜依达也好，安东也罢，乃至一向小心谨慎的黄有道都是如此。

        楚振邦带着苗苗到白岭的时候，黄有道与安东两个人刚刚过了黑河口岸，正准备跟楚振邦取得联系。

        这年头的通讯条件落后，别说手机，就连固话都没有得到普及。黄有道倒是有渠水县棉纺厂的电话，打通之后从楚建国口中得知楚振邦一早去了白岭，估计要到下午才能回县城。

        从黑河到白岭不过是一两百公里的路程，黄有道与安东商量了一下，最后两个人决定干脆开车跑一趟，有些事面谈总是要比电话里说的更清楚。

        楚振邦带着苗苗在饭店里吃了饭，再出来回到棉站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司机才提着大包小包的赶回来，等到最后从市里往回赶，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实际上是走到了黄有道两人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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