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三天，裴以深就那么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她交文件，他过文件，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把那把戒尺就这么放在桌上，换了个位置，今天在左边，明天在右边，后天压在一叠文件的边缘，像是任何一件普通的桌面摆件。

        第一天她进去的时候它在桌子左侧，和笔筒并排，她把文件放下，眼睛扫过去，扫完了才意识到自己扫了，出门的时候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明天进去不看。

        第二天它挪到了右侧，在他手边。她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了，那个"第一眼"发生在她的规矩生效之前，身体比规矩快。她把文件放下，他说了两句修改意见，她应了，全程视线端正，端正得像一个考场里的好学生，出门之后她才承认那个端正花掉了她多少力气。

        第三天它压在一叠文件的边缘，压着的姿态很随意，是被顺手当了镇纸的姿态。她那天在办公室里停留了四分钟，四分钟里她的余光一直知道它在哪里，这件事让她烦，烦的点在于：他根本没有做任何事，他没有提它，没有碰它，没有看它，所有的注意力都是她自己的，她在替那把尺子完成它的全部工作。

        谢朝朝每次进去都会看它一眼，每次看完都告诉自己不要再看，然后下次进去还是会看。

        第三天下午她去交一份修改稿，他翻了一眼，说"第三页的构图再调一下，左侧留白太多了"，然后把文件推回来，顺手把那把戒尺拿起来，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放回去，眼睛没有看她。

        两声，不重，不急，间隔均匀，是那种手里拿着东西的人无意识的小动作，或者是刻意做成无意识样子的动作，她分不出来，这两种可能性里哪一种更让人不舒服她也说不好。

        谢朝朝听到那两声，把视线从文件上移开，低着的头微微抬了一下，但没有抬起来。

        "好，"她说，"我回去改。"

        她拿着文件出去，在走廊里站了一下，把那两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把那个声音的质感确认了一遍，然后往工位走。

        那个声音是脆的。

        木头碰木头，短，干净，收得快，没有余音，但那个短促里有一种密度，很多分量被压进了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耳朵把这个声音自动归了档，归档的位置很深，深到她后来很久都没能把它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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