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晚上十一点零七分，诊所的门铃响了。

        黑尔医生正在楼上的书房里。他放下酒杯，静静听了片刻。

        这个时间本不会有客人。他的病人都有预约——秘书会提前联系，律师或助理通常陪在身边，有固定的流程安排他们到达这里。

        黑尔诊所的客人大都是希望通过外科手术保全自己的肢体的客人，大多富有到不必在意私人医疗费用。毕竟在这个年代，一条功能不错的假肢甚至比一套手工西装便宜，愿意花钱修补原有肢体反而成了顶级的奢侈。

        黑尔正是为这种客户提供服务，并且做到了业内顶尖的程度。所以他只接受预约客户，在过去二十年里，没有接待过临时上门的病人。

        按门铃的人还在楼下等着。

        他调出入口监控。门廊灯下站着一个年轻男人，穿着宽松的商务休闲装。衣服上没有醒目的标志，但是剪裁和面料都称得上考究。

        黑尔按下对讲键，冷淡地告知诊所已经打烊。

        听筒里传回一个词。年轻人回答：“枪伤。”

        照常理，这两个字足以结束对话——枪伤并不是黑尔的领域，而且它从来不会单独出现。它背后跟随着警方记录，不可言说的交易，不愿露面的组织，这是一整套这间诊所从设立之初就尽力隔绝的麻烦。

        黑尔的手指已经按在挂断键上，目光却不由自主地又扫了一眼屏幕。

        监控里的人影与“枪伤”这个事件并不契合。中枪后急需救治的人通常不会这么体面，他们身上有血，倚靠墙壁或旁人，狼狈和脆弱浮于表面。而眼前这个年轻人独自站着，两脚均匀受力，身体端正稳定，看不到血迹。

        但是黑尔注意到他的脸色，尽管是透过监控廉价的色彩还原，都已经超出疲劳的范畴，透着一种失去生气的灰败。他的呼吸也不像无意识的喘息，更像是主动控制——每一次吸气和呼气都缓慢、均匀，像是受过某些训练的人在剧痛中维持功能时才会使用的呼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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