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工厂里的车间主任，沉默寡言，一辈子没说过几句豪言壮语。战争期间，厂里的生产任务翻了三倍，父亲连续一个月没回家，最後是被同事抬回来的——累倒在车床旁边，额头磕破了一道口子。母亲哭着给他擦药，父亲只说了一句话：「打完仗就好了。」

        打完仗了。可真的好了吗？

        林昭明想起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复员兵。三十来岁，脸上有一道疤，从眉角斜着划到颧骨。他说自己是在满洲打的仗，说话时眼神空洞，一直盯着窗外。

        「我们营八百多人，」那复员兵说，「回来的不到三百。」

        林昭明不知道该说什麽，只能沉默。

        复员兵没有再说话，靠在座位上闭上了眼睛。火车穿过华北平原，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秋收刚过，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玉米茬子。林昭明看了他很久，看他瘦削的脸庞，看他脸上那道疤，看他军装上洗不掉的褶皱，看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老茧，是种地人的手。

        战争结束了。这些人从田里走出去，拿起枪，打完仗又回来。可他们还能回到从前吗？

        「你在想什麽？」赵远山问。

        「没什麽。」林昭明摇摇头。

        前方的朗诵声停了，换成了演讲。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临时搭起的木台上，手里拿着一张纸，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发颤：

        「——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是来请愿的！我们要民主，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宪政！」

        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

        「——战争已经结束了，可战时T制还在！立法院休会了多久？新闻自由在哪里？结社自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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