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很顺利，我把我从韩国带回来的韩语课本从头到尾复习了一遍，然后我决定参加topik考试。我很保守，我只报考了topik中级。但后来考试结束，我才恍然大悟，我的水平是可以考高级的。即便不能通过六级，五级是稳稳当当。为了保证考试的成功，我还报名了成都本地一家韩语教室的课程。在这间韩语教室，我遇到了两个韩国人老师：一个是矮矮胖胖，年纪大概五十岁的文老师；另一个是高高大大，笑起来甜甜的都老师。

        文老师的中文说得不错，但奇怪的是她孤零零一个人住在成都。最开始我没有对文老师的孤单产生什么疑惑，直到我认识韩国传教士老范。老范当然也是韩国人，他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老范有一天对我说：“你不觉得文老师很可疑吗？她一个大龄单身女人，怎么会一个人生活在异国他乡呢？”老范这么一说，把我也说得好奇起来。是呀，文老师的老公呢，儿女呢，她总不能一直是个单身女人吧。

        老范下了结论：“这个文老师肯定是在韩国有什么事，所以跑到中国避难呢！”我一想还真有可能，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要知道文老师对我是很好的，我问她什么问题，她都会不厌其烦的回答我。但有一天，我还是察觉到了文老师的奇怪之处。那天我问文老师：“成均馆大学是很好的大学吧？韩国人都知道的。”文老师的脸色忽然变得很尴尬，她急切的掩饰住自己的失态，然后对我说：“哦，是这样的，很好的大学呢。”说完文老师就转身走开了。

        我不敢再去打探文老师在韩国的生活，或者说她和成均馆大学又有什么样的牵扯，这实在不是我想关注的。倒是老范哈哈大笑起来：“文老师肯定会回韩国的，但不是现在，现在她还要在中国逍遥几天呢。”我吃惊的看着老范得意的样子，想韩国人的世界确实不是我能理解的。在我的想法里面，文老师就是个三毛一样流浪在异国的旅行者。而在老范看来，文老师几乎就是个逃犯了。可逃犯，逃什么呢，文老师文文秀秀的样子，她总不会是个经济犯吧？

        另外一个都老师是四川大学的女研究生，她的中文比文老师说得更好，咋听之下，会以为是个中国人在说话。都老师很喜欢给我们讲点散乱的小故事，比如有一次她讲自己在成都的大街上被一个新疆人偷走了移动硬盘。都老师说：“他偷什么不好，偷硬盘，里面都是韩语听力资料，这对他有用吗？”学生们纷纷说：“都老师，不是的，他是见什么偷什么。”都老师忧郁的摇摇头：“他肯定看出了我是个外国人，所以才下的手。”学生们再次齐声说：“不是的，不是的，他看见谁都偷，并不针对您。”这下都老师才破涕为笑，说：“你们看得出来我是韩国人吗？”学生们大喊起来：“哪里看得出来，您根本和中国人一样啊！”

        都老师还有一次说：“我有个师哥，也是学中文的，他很不喜欢朝鲜族，他说他以后要把朝鲜族全部杀光。”说“杀光”这个单词的时候，都老师做了个挥手的动作，像极了砍柴的样子。我被都老师的师哥吓到了，这是不是有点种族灭绝的意思？我直勾勾的盯着都老师，想听她继续讲师哥。但都老师话题一转：“我发现你们中国的电视里面特别喜欢打洗发水的广告，我们韩国就不这样。”我被都老师的跳跃性思维震撼了，她一句话和另一句话也不挨啊。一个女生说：“都老师，您谈恋爱了吧，听说是四川大学一个个子高高的帅研究生。”都老师吃惊起来：“没有，没有，你们听谁说的？没有这个研究生。”

        要说文老师和都老师谁讲韩语讲得更好，只能说各有千秋。文老师特别擅长讲和写作，而都老师对语法和单词很有研究。所以我认准了两个老师的特点，改作文就去找文老师，问语法就去问都老师。要是顺序反过来就糟了，文老师一遇见语法问题就会说：“哎呀，我的中文，我说不出来。”要是问都老师写作的问题，都老师就会瞪大眼睛说：“这样啊，这样可以的，但是，哦，那么可以的。”这样一说，我就更迷糊了，要知道文老师可是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改作文的！

        topik考试结束，我轻松的通过了四级考试。我去韩语教室报喜，到了才知道韩语教室正在举办烤肉派对。都老师正引着一大帮学生在一架烤炉上烤五花肉，而文老师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坐在靠窗的位置一边品尝一杯米酒，一边打望着楼下的市井。都老师看见我来了，惊喜的问：“kevin，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说不出原因，只好一个劲儿的傻笑。文老师又招呼我：“kevin，写作文了吗，写了我给你改。”我不好意思吃韩语教室免费的烤肉，于是趁众人不注意，悄悄溜回了家。

        回到家我才觉得自己傻得很，那么好和文老师，都老师交流的机会，自己竟然没有珍惜。于是，一个月后，在一个下雨的中午，我拨通了文老师的电话：“文老师，我想和您说话。”文老师温和的笑起来：“哦，哦，很好，你最近还好吗，kevin。”和文老师东拉西扯几句后，文老师笑着和我说了再见。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文老师通话，后来便没有了她的消息。我和老范聊天的时候说起文老师，老范就会鼓起眼睛，阴阴郁郁的望着街道的尽头，好像要看穿远处那堵灰白色的砖墙一样。

        倒是都老师，我还在四川大学里面遇见过她一次。都老师从校园深处的林荫道朝我走过来：“kevin!你怎么在这里？”我说我去教室上自习，都老师哈哈哈的笑起来，然后塞给我几颗糖：“我从韩国带来的，你尝尝。”说完，都老师就和几个韩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我仔细打量这几颗花花绿绿的糖，发现上面写着“锅巴味”。我也乐了，这真是韩国糖，我从来没有听见哪个中国人吃锅巴糖！

        老范是我在四川大学打乒乓球认识的韩国中年人，他和他妻子带着几个儿女全家都移民到了中国。老范在韩国也是中文系毕业的，所以中文很不错。唯一的遗憾在于，老范辅导我韩语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要先给我传教半小时。那个时候，我也懵懂，我不知道老范给我讲的教到底是什么教，是基督新教呢，还是天主教呢，还是别的其他什么教呢，我完全分不清楚。

        我和老范去四川大学大门外的一家韩国人开的餐馆吃饭，老范很大方，招待我吃最贵的金枪鱼紫菜包饭。我尝了尝，味道也就那样，和我在韩国吃的差不多。但老范一个劲儿的说：“这个好，这个很豪华，我要带几条回去给孩子吃。”我抢着付钱，给老范的孩子买了几条金枪鱼紫菜包饭。老范叹口气：“让你请客，说不过去啊。”我假装大方：“小意思，小意思。”其实哪里是小意思，这几条紫菜包饭，花了我半个月的零花钱。

        和文老师，都老师不同，我对老范是有戒心的。文老师一看就是个贤妻良母型的韩国女人，都老师呢，妥妥的女学霸。但老范不一样，老范是一个在中国没有工作，靠传教为生的自由人。这种自由人在我的理解里面可以称为无业游民，更何况，我一直有种怀疑，当然这种怀疑没有证据。这种怀疑就是老范给我传的教是个韩国的“小教派”，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教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宗教，得打个问号。我在韩国遇见过很多这样的“小教派”传教者，他们游走在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像一只只灰色的鸽子。我总觉得这些韩国“小教派”的传教者有点鬼祟，没有那么的理直气壮，所以我总是躲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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