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放在后世，那就是童工。

        十来岁的孩童少年，还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时候大体力的劳动对他们身体发育其实并不好。

        根据这道奏疏，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少年就可以进入社学学习，不入学者按照弘治年间的旨意，那就是“罚其父兄”，实际上已经是后世所谓的“义务教育”。

        而阻碍民间学习的关键，那就是昂贵的书本费问题，朝廷也一力承担下来。

        实际上，大明朝每年十月发布的《大明历》，就是由钦天监编制，礼部印刷后皇帝下旨发放全国，那是禁止私人刻印的。

        每本《大明历》上，都印有钦天监的官印。

        当然，因为印制数量巨大，所以纸张都不怎么好，属于最低廉的草纸印刷。

        但是《大明历》毕竟是每年都要印制，或者说保质期就一年而已，所以纸张差点其实无所谓。

        而《教义》也会如此，每年翰林院会对《教义》进行审核，或许会对其中一些地方进行修改，所以也不要求纸张和书肆书本一样选择优质纸张，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数量和低成本。

        因为《教义》的印制数量，是要比《大明历》还要多的。

        就算如此，也能让百姓为此减少许多开支，要知道，这年头书本可是很贵的。

        朝廷直接把书钱和老师的束脩都给百姓解决了，惟一没有管的，也就是孩童的口粮而已。

        况且，这种强制教育只执行到十五岁，那时候少年已经长大，愿意继续读书自然可进学，不愿意的，也可以自谋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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