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衙门内的公文倒是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跨衙门的公文就很难说了。

        考成法把官府要做的事儿记录下来，随时可以追查问责，无疑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办法，特别是对一些敏感公文，各部互相推诿的时候，有这份记录的簿籍就非常容易查找公文下落及执行情况。

        张居正死后，阁臣申时行等人以为考成之法，不过催征钱粮、捕获贼犯、提问官员三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

        以史为鉴，我们后世遇到的事，前人可能已经遇到过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要多读史书的原因。

        张居正考成法也是一样，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全是自己的东西，他的考成法也是根据以前的制度改革发展而来。

        据《周礼》的记载，周天子会定期巡视各诸侯国，考察每个诸侯的政治业绩，同时还要求诸侯们定期述职。

        六国统一以后，秦国制定了《为吏之道》，是专门审查考核职官的一部法律。

        到了唐代，考课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善了，《唐令》中第一编就是“考课令”，而且在唐律中位列第三位的就是关于官员职务犯罪的《职制》篇，可以看出对官员的考课已经法制化了。

        考课，其内容就是调查官员的功过和业绩，官员的升官降职、赏罚以及俸禄就与考课相关，同时也是整顿吏治和鼓励官员的有效方法。

        宋代机构冗杂，多余人员繁多，重要的原因是宋代的考科制度只重视资历，却不重视政绩，导致考课比较形式化、空洞化。

        明代吸取宋代的教训，考课制度更加严格。

        因为皇权的强化，明代的考课制度更加维护君主专制，吏部考功司“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都御史的重要职责则是“遇朝觐，考查，同吏部司贤否黜陟”。

        这两个机构相辅相成，不仅分工协作，而且相互监督。

        管理考核有考满和考察两个系统，考满是“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黜陟”，就是所谓的“古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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