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伯顿-安德勒斯来说，这个时刻是愉快的。在几个月的官僚策划运作之后，这位上校终于使他的设计被批准为国际军事法庭的官方标志。这个标志是一个盾牌上一座正义的天平俯视着一个破碎的纳粹党徽——平和一只已坠落的纳粹的鹰。它现在已出现在信笺的上端，并作为制服上的肩饰，妇女连衣裙上的别针，以及用在其他许多方面。在这位上校的办公室里，站着一位令美国人折服的俄国美人，她就是尼基钦科美貌迷人的译员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娅。她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关于这个新标志的信息。

        这位妩媚动人的塔尼亚还请安德勒斯上校在他的星期晚会嘉宾名单上加上另一个人的名字。安德勒斯的戏剧晚宴聚会已成为纽伦堡社交场合的一大特色，他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热情活跃和体贴入微的东道主的名声。能邀请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名**官、许多著名的英国律师以及四国受勋的将军们参加他的宴会，安德勒斯感到高兴。2月9日，他为苏联人来到纽伦堡进行起诉举办一个晚会。两名俄国法官都接受了邀请，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和他的妻也要来，还有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人员的七位漂亮女职员也要出席。在这里举办雅致的招待会十分方便，军队提供了交通服务，晚宴以官方招待列账报销，而特别事务处负责供应戏票。

        塔尼亚想要这位上校邀请的人是亚历山大罗夫少校，她说，这样做会使尼基钦科将军很高兴。安德勒斯觉得不可能拒绝这个女人，他说，这位将军当然是受欢迎的。不过，安德勒斯私下认为，亚历山大罗夫，而不是拉苏莫夫同志，也许是在场的苏联内务部人员，其目的仅是为了监视他的同胞。塔尼亚对安德勒斯千谢万谢，离去时带去了样品信笺、肩饰和留给她自己的一枚别针——所有这些上面都有上校设计的标志。

        尽管存在政治和国籍的障碍，塔尼亚和罗伯特-斯图尔特少校还是相爱了。他们在大多时间里尝到了爱情的禁果；但是被人为禁止的事实也使他们极度紧张。斯图尔特的审判人员同事詹姆斯-罗把这位英俊的少校拉到一边，警告他苏联的安全机构内务部是如何神通广大。那个女人也许是个间谍，想通过斯图尔特刺探美国人的情报。当斯图尔特想到自己和塔尼亚成了国家游戏的小卒而不是两个人单纯相爱时，他感到很沮丧。但是，他不能对罗的警告完全置之不顾，美国人的情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罗还告诉斯图尔特说，塔尼亚已嫁给一名俄国将军，而且生有一个孩。

        安德勒斯上校的晚会非常成功。一场威尔地的歌舞演出后，在纽伦堡大饭店举行了一夜的舞会。安德勒斯邀请来的年轻女人们心里尤其感激。凯蒂-沃尔克被邀证实她对这位上校的赞誉是对的。在与尼基钦科跳舞时，沃尔克这位调查研究人员搜集到一些她需要的情报。在即将来临的日里，俄国人进行的起诉将会在法庭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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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1日星期一上午，苏联检察官N-D-佐尔亚将军正在证实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是违反有效的和平条约的罪恶侵略行为。他宣读了一份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投降的德国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包拉斯在莫斯科所作的书面证词，并要求把它记录在案。在这份证词里，包拉斯郑重保证说他切身了解德国的侵略意图。

        一提起包拉斯就勾起德国人痛苦的回忆。约德尔、斯佩尔、邓尼茨，甚至戈林——被告席任何比较聪明的人，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都承认战争已不可能打赢。德国人遭受惨重的损失，全国降半旗三天对死者表示哀悼。人们听说包拉斯元帅和他的部队一道在战场上牺牲了，事实上，包拉斯投降并转向了俄国人，而且后来还发表广播讲话，敦促德国士兵放弃毫无希望的战斗。他的名字在德国成了背叛的同义词。但从包拉斯的观点来看，他不是叛国者。他的第军团已陷入重围，希特勒答应说戈林的空军会来救援包拉斯，但是德国飞机一直没有来。可是，希特勒仍然命令这位元帅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包拉斯断定，希特勒已决心让三十万德国人接受挨饿、生病、受冻直至死亡或被俄国人俘虏的命运。他没有理由为这样一个领袖继续效忠。

        戈林的辩护律师奥托-斯塔马尔表示反对。斯塔马尔是一个个头高大、很难对付的人，举止表现得很霸道。斯塔马尔说，包拉斯的书面证词只不过是**人强迫一名叛徒将军所写的一张纸，这证明不了什么。如果包拉斯真是这样一个重要证人，那么让检方把他交到法庭上来，以便辩方进行诘问，否则检方应撤回这一没有价值的证据。

        苏联首席检察官罗曼-鲁登科站了起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微笑。鲁登科告诉法庭，他的确要让包拉斯元帅来做证人。实际上，他可以今天下午就让包拉斯出庭。这一爆炸性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司法大厦，记者们跑出记者间、咖啡厅和陆军消费合作社，纷纷挤到OO号房间的过道上。杰弗里-劳伦斯爵士问苏联方面，他听到的是否准确？苏联检察官答复说，包拉斯已秘密飞到纽伦堡，现在正在鲁登科的寓所等候着。

        杰弗里-劳伦斯爵士请法庭肃静。一名头戴白色头盔的卫兵打开门，最先走进来的那个人瘦削威严，身着一身显出军人气质的深蓝色套装。在来宾席，俄国贵宾们急切地前倾着身体。他们当有乔治-朱可夫元帅和小说家伊里亚-爱伦堡。《真理报》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怀着特别的兴趣注视着来人弗里德里希-包拉斯。波列伏依在包拉斯投降的那个重要日里就待在斯大林格勒。他记得，那天一位年轻的苏联军官站在一座被毁的建筑物前，脸色苍白，而且在俄国的严冬里还流着汗。这位军官被告知包拉斯困在地下室里，并让他下去把这位陆军元帅带上来。这个俄国人小心翼翼地下到地下室。几分钟后，一个瘦削疲惫的人走上楼梯，他的帽和皮大农已冻得积着冰雪。俄国人僵冷地站着。而他从大衣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扔在俄国人的脚下。弗里德里希-色拉斯陆军元帅投降了。

        汉斯-弗里奇也曾去过斯大林格勒。他去那儿是用广播向德国**导他们的弟在前线的英雄事迹。他对前线骇人恐怖的状况深感震惊：食物和药品奇缺，冻结的尸体像小山丘似的遍地皆是。与包拉斯分手告别时，弗里奇看到广隐在那人眼神的失败情绪。

        在译员室里，译员彼得-尤伯拉尔尉用轻轻颤抖着的手调整好耳机。迄今为止，尤伯拉尔一直在利昂-多斯特尔特的语言处工作，负责考核其他的候补译员。今天是他第一次在话筒后做同步翻译。包拉斯开始作证后，尤伯拉尔觉得轻松多了。这位陆军元帅的讲话平静、缓慢而且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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