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医生凯利少校发现十岁的弗里克是被告最无特色的。弗里克每天坐在被告席,而无表情,眼神发呆,身穿与周围不协调的运动上衣,像一个讲课极不受学生们欢迎的教授。弗里克最引为自豪的成就是使希特勒成为一名德国人。希特勒在1925年已放弃奥地利国籍,以在德国寻求政治上的发展。他申请加入德国国籍最初曾被拒绝,因为推翻巴伐利亚政府的企图,即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失败后,希特勒曾被判处了叛国罪。弗里克尝试用另一种方法解决。德国法律规定,任何人被任命为德国官方职位就自动享有公民权。弗里克利用他的国会议员的影响,促成任命希特勒为希尔德堡豪森的小镇警察。希特勒对此十分恼怒,当场撕毁了任命状。其他的策略也先后失败,但弗里克仍然坚持不懈。1932年2月,他终于设法促成希特勒被任命为布伦瑞克州议会议员。不到一年后,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
早在1924年,弗里克就提交了两个当时令人震惊的法案。一个是禁止犹太人担任公职,另一个是禁止与犹太人通婚。他辩解说,他这样做只是想纠正一种不平衡,犹太人太强大了。德国将近一半的医生是犹太人,同样一半多的律师和百分之八十的剧院总监都是犹太人。为支持他提出的关于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的建议,弗里克还读了一个叫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人出版的一份新报纸《冲锋队员》上关于犹太人性犯罪的耸人听闻的报导。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弗里克只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分。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掌握大权后,弗里克担任内政部长。那年3月,希特勒嫁祸**人的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弗里克签署了给予希特勒不经国会同意就可颁布任何措施的授权法。弗里克进而签署了一项名为“维护党和国家统一”的法令,规定由纳粹党控制德国政府,而不是相反让政府控制纳粹党。希特勒这时已拥有绝对的权力。弗里克已出色地为元首效力,他给**政府身上加上了合法的外衣。
不过,要不是弗里克以后又采取了一些措施,犹太人本可以在德国继续生存下去。肯普纳开始陈述1935年纽伦堡纳粹党大会上批准通过的多种法令。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也不管他们有一万二千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德国献身,而且其他许多人获得了铁十字勋章,犹太人不能享有德国国籍。不仅通婚是犯罪,而且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之间发生性关系也是犯罪。年复一年,绞索拉得更紧。许多行业犹太人不能就业,最早是新闻界,后来是医药界、牙医以及法律界。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有些法令十分滑稽可笑,例如没有犹太姓名的犹太男人名字上要加上“以色列”,女人名字上则加上“萨拉”。犹太人不能养金丝雀。1943年,弗里克签署一项法令,把犹太人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人们可以对犹太人为所欲为,但不必担心受到惩罚。这一系列过程是从纽伦堡开始的,因而这些迫害犹太人的立法总的被称为“纽伦堡法”。第一批法令公布时,纽伦堡住着一万犹太人。1945年战争结束时只剩下了十个犹太人。
在盟国的一些人看来,肯普纳的起诉风格与他的德国对手们极其相似,有些过于教条死板。可是,英国方面的法律人士却低声表示欣赏;美国方面这次总算有一位律师表达了正确的历史观点。身穿黑长衣和条形裤的英国检察官们构成了一个人少精干的团体。他们专业娴熟,并且专心研究每个案的历史内容。相比之下,正如霍华德-史密斯在一次广播报导指出的:“最薄弱之处是杰克逊法官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法律辩论书是由助手们代写的,而且许多人在进入法庭之前似乎连这些辩论书都没有读过。他们也许对为莫须有的罪名辩护或对国内的歹徒进行起诉相当熟练。但除了少数特殊的例外,他们表现出对纳粹的一无所知。”珍妮特-弗兰纳在她1月5日为《纽约客》写的一段报导,记叙了英国检察官为他们的案所做的细致而合理的工作。她写道,至于美国人,他们却使令人发指的战争罪变得让人听起来“单调无味又互不连贯”。一名为美国人工作的英国调查研究人员凯蒂-沃尔克,向他的一个英国同伴透露:“你知道,他们没有受过标准的教育。”
杰克逊庞大的工作班与其规模相比显得缺乏效能。尽管这位首席检察官的其他部门工作无能,但行政管理方面是例外。他这些天几乎没有在法庭待过,而却乐于将起诉工作交给负责各方面的助手们。虽然为时已晚,但杰克逊也承认,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人数不多的英国检察官小组构成了一个法律精英组织。相反杰克逊是从军队招用大批才能参差不齐的美国律师,他们大多数只是身穿制服的联军人。他们将为退役获得必要的条件,而且在几天之内就回国,几乎连告诉后任者陆军消费合作社在哪儿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对进行的案件复杂性进行交代了。杰克逊请求他下属的律师不要在诉讼未结束前离任。到一月份为止,原有的一百五十名律师只有十三人和他留在一起。杰克逊抱怨说,他的工作人员都被融化殆尽。
使杰克逊同样恼火的还有来自法庭上的关于比德尔法官表现的传闻。比德尔贬低他的同胞的工作,有意低声但又让人听见地说道:准备糟糕,组织零乱,审讯外行。杰克逊认为,几个月前侥幸谋得职位的比德尔,已越来越傲慢自大和目无旁人了。
在起诉弗里克的过程,法官们有一阵注意到被告席上在低声耳语,有一张便条在许多人手传送。汉斯-弗里奇在这张便条上写着:格雷克少校就要回家,被告们应当想点办法。这位圣路易斯的牧师已两年多没见过妻了。他的几个在军服役的儿都已回家,而上了年纪的格雷克在战争结束后八个月仍滞留国外。他的确决定要走了。
那天下午回牢房后,弗里奇写了一封寄给“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亨利-格雷克牧师夫人”的信。弗里奇在信的开头写道:“您的丈夫已经给了下面的签名者们半年多的宗教关怀。我们听说您希望他回家,因为我们也有妻室儿女,我们理解您的这一愿望。不过,我们恳求您延迟让您一家团圆的要求。我们不能失去您的丈夫。没有任何别人能穿过筑在我们周围的这些有形或无形的高墙。我们将衷心感激您……”弗里奇写完信后,问执勤军官是否可以让他把信在信奉新教的被告传阅。
当安德勒斯上校读到弗里奇的那封由全体被告签名的请求信时,他立刻作出反应。他最不愿意做的事件就是派来一个新牧师。他将这封信的一份复印件送给了格雷克。在读信时,这位牧师跪倒下去,祈祷上帝的帮助。他想,如果这些面临死亡的人们需要他的话,他的妻当然应该理解。
39
1月19日星期的下午晚些时候,吉尔伯特上尉目光呆滞地坐着,听影响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和威廉-弗里克政治成长的那个人说话。他觉得探访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对他是个折磨。但是,如果他想要了解纳粹精神的动因,他就必须了解纳粹思想的始作俑者之———这个坐在他对面小床上的矮胖、钩鼻、圆头、外表粗俗的人物。牢房地板上到处都是施特赖歇尔画的速写。他什么都画——一个看守的脸、他的餐具,甚至抽水马桶。在一天快过去时,他就把所有的画扔掉。吉尔伯特不得不承认此人画得很出色,他因而怀疑这个粗俗的人身上怎么会有这种艺术的敏感。
在吉尔伯特看来,与施特赖歇尔打交道最受不了的是必须作出屈尊俯就的样。施特赖歇尔说道:“割礼是最令人惊奇的天才的一着。你可以放心,这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这是要保存种族意识。你知道诗人海涅对割礼是怎么说的吗?你可以消灭洗礼,但你不能消灭割礼。真可怕,是吧?”施特赖歇尔说话时,啪地吐出一块口香糖。他通过用他的亲笔签名和看守交换口香糖,来支撑他最近才养成的这个嗜好。在施特赖歇尔讲话时,吉尔伯特想起瓦尔特-丰克的抱怨。这个银行家说,他已经受到了足够的惩罚,因为每天在法庭上,他都不得不坐在嚼着口香糖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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