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爱叫做铭心刻骨。

        这种爱既可以是个人的，同样也可以是国家与国家之间。

        这种爱放在国家上，同样也是如此。

        对于大明朝，朝鲜是爱到铭心刻骨的，即便是大明朝已经亡了两百多年，朝鲜上下依然坚持用着崇祯的年号。

        “我国帝大明！”

        即便是当年被迫降了满清，朝鲜的骨子里还是心向大明的。在明朝灭亡后，朝鲜虽表面上对清朝称臣，但一直在准备北伐，反清复明。当时朝鲜李朝私下称清帝为“胡皇”，除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内部公文仍用崇祯年号。而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

        不过这个“北伐派”从两百年前一直讲到现在，甚至得知太平天国时，也曾动过“北伐中原，恢复大明”的念头，可也就是念头而已。

        同治十……不，在朝鲜应该叫崇祯二百四十五年六月初三，这一天，陈升的护照和几张大明帝国银行发行的纸币，被装在锦盒里从汉城府送到了云岘宫，送到了大院君李昰应的面前——十年前，李朝哲宗无嗣而薨。李昰应年仅12岁的儿子李命福入宫，五天后即位，并改名李熙。至此，李昰应就成了朝鲜的“大院君”受封大院君，号为“兴宣大院君”，可谓一步登天。随后又被垂帘听政的大王大妃赵氏赋予“协赞大政”之权，替年幼的国王打理朝政。三年后赵大妃撤帘归政，李昰应虽无“摄政”之名，却在事实上成为朝鲜“摄政”。

        就这样，朝鲜王朝500年来首次出现国王本生父在世并执政的局面，李昰应终于可以施展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不过他所启动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是推进近代化的改革，而是修补旧体制的改革。

        作为摄政的李昰应几乎成为朝鲜事实上的统治者，以“大院位分付”下达的命令几乎取代了大王的教旨，只有重大事项或法令才以大妃或国王名义宣布。

        也正因为他是事实上的统治者，所以汉城府的“喜讯”当然要送到他的面前了。

        “大明复国了！”

        惊愕的睁大眼睛，李昰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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