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形势下，需要更大规模的行动，来做一次彻底全面的学术文化总结，也必得政府亲自出面主持方能完成这个任务。

        而拥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雄才大略的乾隆大帝，希冀超迈前人，并且他自己也完全有能力识断、调理文化。

        乾隆中期，经过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清朝呈现出盛世景象。

        思想学术文化亟待总结的要求，政治经济的保障，以及乾隆个人的喜好，学术界的呼声，使神州传统的盛世修书在这个时候又展示出巨大魅力，催生出继顺康雍之后再次修纂大型书籍的态势。

        盛世的宏阔是需要鸿篇巨制来充实的，而清政府也需要完成时代留给自己的使命。

        乾隆也想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

        四库修书就表面而言，起于三方面。

        一是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

        二是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

        三是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

        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

        当然，乾隆想超越父、祖修书之功，尤其是超越祖父《古今图书集成》的私意也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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