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到国际上，这官府便是各国的朝廷，没啥区别嘛。”

        不但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而且还现身说法。

        有说当年对日走私事的，有说当年在琉球首里城逼着琉球王吃下全部货物壮举的，有说去巴达维亚被扣船被迫降价惨剧的。

        当真是听取帝国主义叫声一片，琉球国弱，遂被人欺负；荷兰国强，遂能欺负别人；日本国之前尚能自主关税，遂有贸易信牌之制；大顺打下了南洋、合作了瑞荷，故可给丹麦商馆加税。

        这些道理，可比昨日去研究什么市场、供需、定价、利润之类的道理，简单多了。

        之前谁还不是这么过来的？之前合作垄断之前，哪一场内部商战不是都要找朝廷官员站台帮忙？

        听着这些商人们自觉的陈词，刘钰竟是一时语塞，愣在那半天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他本以为难点在于让这些商人明白，自由贸易此时就是个空想，各国贸易实际上都是国家力量的竞争。

        而至于一些商业逻辑、市场考察、定价决策，反倒是实打实的道理，普遍适用的真理，这些人接受起来更简单。

        哪曾想彻底反过来了。

        “呃……本官要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这香料定价，若只以在商言商来算，倒好说。我主要是想说……不过，我看这不必说了，你们竟都明白。倒是省了许多口舌。”

        “看来，你们是太多衙门的力量了。稍微把衙门变换成国家，倒也完全说得通。”

        下面的商人都在那笑，有人道：“国公这话说的，这外国的衙门就不是衙门了？那当年我们在长崎，不也得给长崎奉行送礼吗？再比如这英国衙门，就国公说的棉布禁令的事，我看就是给的钱不够。给的钱够了，这也一样可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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