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事中，最容易做的，反倒是看起来最难的外交部事。

  剩下两件，极为麻烦，涉及到在千年未有变局之下对天下、礼法的新解释。

  旧经新解，这很需要一些本事。

  相反外交部没那么多的政治正确要考虑，头上也没有太多紧箍咒，做起来反而简单。

  众臣自是领命，不免想着这些事看似简单，实则还需要大儒出面解释其合礼性，甚至很可能动摇儒林的“天下观”。

  将来这大顺走到何种地步，实在难料，说不定这便是礼崩乐坏的开端。

  李淦倒是没想那么多，反倒是在考虑将来对日谈判到底张多大的嘴、咬多少肉，以及怎么做才能免除后患。

  如此还未开战，便已经想着战后谈判的事，这也算是李淦即位以来，第一次打这种十足把握的仗。

  上一次征伐准部，刘钰编练的新军到底战力如何，李淦心里尚未有底。阿尔泰山以北一战，李淦也是紧张不安，并无百分自信。

  这一次，有了上次征准带来的信心，又有刘钰的布置，军改为凭，当真畅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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