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忽悠，总算是用很保守的言辞，办成了最激进的事。

  世界不会因为一两个君主的作为而改变，刘钰只能用这种保守的似乎在保一家一姓之国的言论，去图谋改变天下的时机。

  谢恩之后，确定皇帝收起了在松江搞一口通商迅速搂钱的心思，刘钰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今天这场谈话，可能是这些年来他遇到的最后怕的一场谈话。

  他花了快十年时间，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坐在家里就能收钱的惯性。

  坐在家里就能收钱，肥的只能是地主和二道贩子。

  大顺没有外部竞争的压力，人工费又只是此时英国的四分之一，也没有外部商品倾销的危机，指望地主和二道贩子是不可能把萌芽长大的。

  好容易要有机会打破这种惯性了，让更高额的利润驱使更多的人开办手工工厂，靠主动贸易的外销来拉动资产阶级的成长，若是皇帝为了短时间内凑钱去搞垄断专营西洋出口，那就全完了。

  垄断专营，贸易主动权在洋人手里，大顺扩展不开市场，西洋人控制着大顺的出货量。

  孱弱的资产阶级还需要一些成长的时间，才能保证将来靠机器冲垮小农经济、在大顺出现一场不亚于明末大起义和天平天国的剧烈大起义中，让大顺除了“保守复古、毁灭工厂、恢复小农经济”之外，还有另一条更激进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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