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刘兴祚并未真心归顺明朝，在逃到皮岛后又做后金的J细，在《满老档》收录的所谓“毛龙书信”，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字明显不是毛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J铁证。

        在该段字称：“毛总兵官在彼yu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龙Si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才能担当的职务，而信所述也是“升为副将职”，而非“升为副将”，一字之差显露了这个诬告毛帅的汉J身份。更为有力的证据来自《崇祯长编》卷36和卷37,以及周郁的《边事小纪》卷2和卷4，里面分别有“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字样，从“事实”和“行”两方面证实了那个“升为副将职”之人就是“管东江前协副将事”的“游击刘兴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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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字后面又有：“负恩逃来……”字样，毛龙怎会是从后金“负恩逃来”的？而刘兴祚则确实是从后金叛逃而来，再一次印证了写信人却为刘兴祚而非毛帅。

        后面又有“闻汗于宁远议和……”，这是指第二次袁金议和，说明此信最早也是在天聪三年（1629年）写的。

        接着又有“毛总兵官Si后，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毛龙断然不会写出“毛总兵官Si后”字样。而其“毛总兵官Si后”字样说明，毛帅被冤杀以后东江旧部人心涣散，才有归降后金之意。由此可见，那些说袁大人杀了毛帅并不影响东江镇旧部人心的昏话完全是臆断。而“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信人的身份也和刘兴祚极为符合，根据《李朝实录??仁祖大王实录三》记载：“金起宗驰启曰：刘海（刘Ai塔）出来，明白无疑。今方隐置于参将毛有杰（即耿仲明）家，盖练刘海妻拿（孥）尚无出来，恐其事漏于贼而讳之云矣。”这段记录说明汉J刘Ai塔（即刘兴祚）与耿仲明有旧交，所以他们在“毛总兵官Si后”“商议归降之策”才在情理之。

        该后面又称，“归降之策”因为“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毛龙仅有两弟，曰仲龙，曰云龙，都在杭州，毛Si后才加封为都司和锦衣卫指挥，所以毛龙没有在宁远和山东的兄弟。而刘兴祚在刘氏兄弟排行老二，其三弟刘兴基于崇祯元年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符合“三弟在宁远”之说；其四弟此时是否在山东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之后的崇祯三年，江西道御史袁弘勋题参袁大人之亲信徐敷奏时曰：“一切东江更置悉听徐敷奏，以么麽游击而擅枢督之权，升署偏将二十余人，委署千等一百余人，以刘兴祚领右协营，刘兴治领平夷营，与刘兴基、刘兴贤等共居皮岛，东江JiNg锐三千余及收降蓄养夷丁七百余皆属之，以刘兴沛为参将，另领JiNg兵二千二百名屯长山要地，与觉华水营犄峙焉。”提及了刘氏兄弟的五人，均居于东江镇，但就是没有刘家老四刘兴梁。而刘兴梁在山东的可能X很大，因为当时袁大人斩毛帅以后将一部分东江镇的士卒和家眷移送登州，刘兴梁作为东江镇的将官只可能分别在东江和山东两处，既然刘氏兄弟受袁大人器重那他必然不会没有官职，而他又不在东江，此时若他不在山东的东江旧部里领衔就不符合常理了。再联系到耿仲明、孔有德等人后来在山东作乱，不仅可以肯定刘兴祚为汉J，而且其“三弟”、“四弟”均为汉J，而后在东江多次哗变的刘兴治等更是汉J无疑。

        该段字不仅说明了刘兴祚确为汉J，为后金充当J细，也同时证明了毛帅没有叛变，他遭到袁大人的杀害完全是因为汉J诬告。

        袁大人为了进一步让刘氏汉J兄弟掌握东江镇的实权，在开始惺惺作态的分“四协”以后马上就变卦了。毛帅于月五日遭袁大人冤杀，后袁大人分东江为“四协”，八月就上疏改“四协”为“两协”期间仅有个两个月时间，这变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足以说明上次分“四协”完全是虚伪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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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袁崇焕再疏请：“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无奈龙将不将、兵不兵、饷不饷，久矣。臣差徐敷奏等逐岛挑拣，不日可竣役矣。按辽东原止一镇，今用兵时应添一镇于河东，但胜任者难之，其人况武臣，总镇为极品，一得则为饱鹰，不若悬此一阶为策功也。今止设两协，令有功者自取，亦鼓舞之微权也。”袁大人在东江镇不设岛帅，又说“令有功者自取”，再将东江镇的JiNg锐都分派给刘氏兄弟，这种部署再明显不过了，刘氏兄弟带着东江的JiNg锐，自然多有立战功的机会，而其他人想立战功却不容易。由此可见，袁大人完全是倾向于这些汉J的。

        虽然袁大人假仁假义的说什么“令有功者自取”，但此时东江镇的实权在大汉J刘兴祚手里。大汉J刘兴祚为彻底将东江镇毛帅旧部剪除g净,于毛帅被害的次月，即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致函李倧,告之朝鲜如未见他的函件、印信,不可听任汉人调用船只和讨赏货物。《承政院日记》,第27册,页乐读5记载了以上事实，这说明东江镇的实权已经落入此汉J的手，而此时袁大人还没有上疏改“四协”为“两协”，可见此人和袁大人早有默契，袁氏所谓“令有功者自取”其实是寄厚望于大汉J刘兴祚。

        袁大人下狱以后，孙承宗二次守辽，汉J刘兴祚此时没有了袁大人这个靠山，自然没有那么受器重，要想居东江镇岛帅之职又限于“令有功者自取”的条件，所以汉J刘兴祚必须有所表现，但作为汉J他又不敢对后金军有所作为。就在汉J刘兴祚进退维谷的时候，宁前道孙元化拨给他夷汉丁八百,孙承宗本来意将其部用以正面防御对抗后金军,但因刘兴祚这种靠告密升迁的J细又怎么能敢去和他的主子后金直接撕杀？故“人或因其援疑之,兴祚亦自疑不敢进”,于是孙承宗改派其防守太平路。

        因为贪恋东江镇岛帅之职，在去太平寨的途，汉J刘兴祚诈凭借自己当了多年汉J通夷语的翻译官本事，利用用“夷语、夷帜”袭击了蒙古喀喇沁部。该蒙古部落虽不是满人，但早在1627年召城大战后就溃散而降后金了，大汉J刘兴祚号称共斩获约百级(后金仅承认被斩首五十级)以期获得战功而谋求岛帅,当时周郁得报后称此战“诚东事以来未有之战”。就在汉J刘兴祚作以“战功”获取东江镇岛帅之职时，他的主子皇太极在从俘虏口得知此事确系刘兴祚所为之后大怒,随即下令贝勒阿巴泰等人率大军星夜抄袭，将这个吃里爬外的汉J擒获而处决之，太平寨被攻克时其弟刘兴贤被俘。周郁所著之《边事小纪》卷4,以及《大清太宗皇帝实录》卷6,和《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2均有此事的记录。而《清史稿——太宗本纪》之记载更为详细：“……刘兴祚自我国逃归，匿崇焕所。至是，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蒙古兵五百yu往守沙河。闻大兵至，改趋永平之太平寨，袭杀喀喇沁兵于途。上怒其负恩，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裂其尸以徇。”最终，刘兴祚这个汉J总算是因为自己的咎由自取而得到了被其主子分尸可耻的下场，而袁大人则以重用汉J瓦解彻底东江镇的汉J行为而被怀疑。

        他在那封被错归为毛帅与后金通书的信函：“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一语证明了袁大人不是汉J，否则何苦用J细去诬告毛帅？所以，在客观冷静的思考以后，应该得出袁大人早知道刘Ai塔是双面间谍，只不过是借助他的特殊身份向满洲示好而已，谋款则斩帅是不折不扣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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