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泽摇摇头，他有点失望的说道：“你要和他们谈，不过谈的应该是我们确定的商业协议到底是不是适用于我们新解放的地区。”

        左志丹立刻答道：“刚解放的地区还不稳定，所以很多港口不能向他们开放啊！”

        韦泽点点头，“对啊！所以你要和他们讲，战争时期我们要封锁这些港口。而这些港口是永久封锁，还是在某种条件或者某个时间之后开放？你要和洋鬼子们谈这些。谈完之后你再告诉他们，上海也是适用这样的条件的！”

        “可是……”左志丹想了片刻，不好意思的说道，“可是我说了不算啊。”

        “所以你要找说了算的单位去沟通啊！”韦泽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那我找都督你行不行？”左志丹挠了挠脑袋，相当不好意思的问。

        韦泽被气乐了，“我直接管这个么？我在外交上只管大方向，有针对性讨论的会议，我会提出意见。如果没有这种会议，自然有专门的部门管这个。你去查咱们组织的专门编写的各部门职权规范。如果你查不到，你就可以去组织部询问。各个部门都有三定，定职权，定岗位，定责任。你跑来找我算什么？”

        左志丹没有继续说出例如“那太麻烦”之类的话，而是老老实实在笔记本上做了笔记。韦泽遇到这等事情太多次，连生气的冲动都没有了。制度建设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作为领导者需要能“耐烦”，如果遇到下属犯糊涂，就立刻不耐烦，甚至是勃然大怒。那日子不用过了。整天生气能把自己气死的。

        而且有些事情也不能不分场合的乱说，其实军委早就有了进入上海的预案。洋鬼子们还指望通过中国内战赚一笔，光复军还得考虑怎么防备洋鬼子军事反抗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对左志丹讲。至少不能在一众文官参与的会议上讲。

        在文官系统上能讲的，就是未来政策。例如光复都督府，或者说只存在宣传口的“汉王府”，在对外贸易商上开放很多港口，并不排斥外国人到中国各地做生意。执行过程中肯定要出事，从一种比较负面的角度来说，制度的完善与营运靠的就是各种突发事件，或者营运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一个国家有没有生命力，看得就是政府营运的能力。

        光复都督府现在活力四射，因为光复都督府有能力解决遇到的问题。而且还能采取各种政策与制度让国家营运更有效率。

        文官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要建设更多造船厂，以及维修厂的问题。光复军现在的成功靠的就是水路运输。第二个问题则是在新解放的地区建立政府的问题。这几年中，光复都督府培养了大批的公务员，并且让他们参与到两广以及琼州的工作中去。现在控制地盘突然大了好几倍，摧毁了满清的政府，需要用新的政府来替代。

        第三个问题就是迁都。广州是个好地方，但是广州地处东南，以光复都督府眼下的地盘，广州已经不再适合作为国家首都。所以光复都督府就需要迁到南京去。这是韦泽发起的。韦泽当然不会告诉这些文官，他其实更看重的乃是马鞍山的铁矿以及淮南大地之下的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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