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部分“战士”已陷入詹国强和军方的双重领导，他们呆在掩蔽部或者营房里没有权力自由来往。这样，吴四宝的机关就成了唯一的骨干，成为事实上不受控制的国家力量。

        每星期吴四宝都收到各省高官的详细报告。每个省份都有一级的党的庞大机器。

        吴四宝没有向前线派出一个自己人。在各级机构工作的共有九十多万人，他们在为他服务，为他一个人。他每日都能收到他们的汇报。他向他们下达重要指示，对他们进行指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南京召开的有一千多

        名地区负责人参加的进行这种指导的会上，吴四宝说：

        “观在，我们的兄弟肩负着未来的重要责任，这将在战场上得到证明。你们的任务，亲爱的同志们，是要接过他们在后方的一部分工作，每时每刻地帮助他们，并且是共同采取行动。所有重要的问题都要向我请示，以便我能同詹国强讨论最迫切的问题。”

        在吴四宝的人中间有一些人还记得。他们知道，如果没有那些忠诚的手下，汪未经永远也不会取得政权。但这些国名党奠基人的命运太惨了，他们感到心有余悸。所以他们内心惧怕处决卫队的元老，因为这些元老竟敢对除掉“卫队”战土的行为表示异议。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机关的人们把吴四宝的话理解为行动的信号卫队队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地方组织的信号。

        事后，当詹国强结束了战地之行返回南京时他才得知此事。在此之前，汪未经曾对他说：“我还是没有对吴四宝主动的恰如其份的好意感到吃惊。他没有等待您，而且首先向您伸出了友谊之手。我认为，现在您不会感到由于把您的精锐部队调到战场而给组织带来了损失。”

        詹国强只是向吴四宝表示了一下谢意，他仇视地微笑着握了握吴四宝的手。

        从此，秘密警察和卫队的地方组织必须每月向上级提交自己的报告，尽管并未做出有关的特别决定。

        他的目光注视着一份文件。文件谈到在距丁末村住宅不远的夫子庙，数次记录了短波电台的工作。根据各种情况判断，电报是发给美国在瑞土的谍报站的。

        他要求地区情报人员提供敌人派遣到这一地区的行动小组的详情，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再次询问，人们只简单地答复“正在研究行动计划”，同时暗示，询问细节会给调查带来损害。

        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使吴四宝了解这件蹊跷的事。他管辖的地区紧挨着长江南岸，汪未经的后备队部署在那里。汪未经必须从南京转移到那里，以继续领导对敌斗争。此外，在苏南平原之间有盐矿“博物馆”的价值九亿七干三百万法币的陈列品也藏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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