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生气，李广元，这叫多愁善感，有碍我们的工作。”

        “晚礼服我会穿的可是在音乐厅不穿大衣我们会送命的，分队长。”

        “您怎么知道？”

        “我常去那里，一个月两次，您忘啦？”

        “别总认为我时时为您放哨，李广元。只有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才有人监视您。”

        常凯申把大衣放进存衣室。衣架旁站着的是刚出院的残废人，原先南京人所熟悉的穿着装饰金带的黑制服的老人已经在饥寒交迫中死去。残废人干活不利落，打翻了号码牌，还碰了自己，疼得嘴里直哼哼。他们眉头锁得紧

        紧的，拾起牌子，嘴里嘟哝着骂人的话。脱大衣的人总共有三十人，还有一些住上装和燕尾服上套着短皮衣的人来参加音乐会。

        常凯申审慎地坐在圈椅里。李广元看着他的坐姿感到很不舒服。他努力克制自己，并想躲到一边向他示威。

        常凯申似乎明白了施季里茨的心事，微笑着说：“您可真有耐心，换了我会大喊大叫的。”

        在开始演出时，李广元马上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在上海的“金客来”饭店，他调好莫斯科“共产国际”广播的频率，收听到在音乐学院大礼堂进行的转播，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卡恰洛夫在音乐剧中担任朗诵，导演是萨莫伊尔·萨莫苏德。

        当时施李广元想到，俄国的导演水平远远超过了日本和美国。不过音乐艺术对处理方法的欣赏力、对舞台上出现个性的担心、对把大家赶在一起并置于在谁的领导之下的愿望开了一个罪恶的玩笑：在一些人的统治下，修建了庞大的公路干线，生产了威力强大的坦克和飞机，但却没有产生一部超出本国疆界的书，没有产生一部可以引起全球兴趣的电影、歌剧、交响乐、绘画和雕塑。国家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号召研究传统、憎恨对新的形式的探索，使这个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家的人民走向精神的贫困。唯有一些由于汪未经的垂青而得以成为标新立异的人。他的指挥风格超过所有人。当梅思品指出，应当结束这种不合常规的现象它分化了音乐家，促使他们达到自我表现的境界的时候，汪未经反驳说：

        “那些指挥家在模仿我同手下讲话的风格。请不要妨碍他的自由，归根到底他宣传的仅仅是伟大的中国人。据我所知，他从未也音乐会上指挥独奏过其他国家的音乐。”

        在比占领的上海，听到自己人演奏的乐曲时，李广元感到一种最崇高的自豪。他的喉头硬咽了。正是他的革命，他的同志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艺术探索的飞跃。中国古老灿烂的文明时期可曾有过这样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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