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猾的职业谍报员是不会到孤儿院来的”常凯申忧郁地答了一句，然后走出去了。

        他刚刚跟秘书通过电话。秘书告诉他，在延安的秘密联络点，那个送密码的联络员自杀了。

        吴四宝的档案工作小组给詹国强打来了电话。

        “发现一些情况，”工作人员对他说，“您要是能来一趟，支队长，我们准备给您看几份文件”

        “我马上就来”詹国强简单地回答说。

        他赶到工作组，还没有来得及脱衣服，便匆匆走到桌前，拿起摆在桌子上的几张纸。

        他急急地把文件浏览一遍，吃惊地耸了耸眉毛，然后不慌不忙地脱了衣服，把大衣扔在椅背上，绻曲着左腿坐下来。文件的确非常有意思。第一份文件中写道：“在某一天，应该把梅思品、丁末村、李事群、常凯申隔离起来”。常凯申的名字用红铅笔g掉了。詹国强在一个光洁的小纸片上画了一个大问号。他的口袋和办公室里都保存着这种小纸片，以便记事“应该认为，”文件中继续写道，“隔离上述76号和保安处领导人，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cH0U象行动。寻找这些被隔离的、负责具T问题的领导人，将成为所有那些可以从此事得到好处（无论是从战术观点、还是从战略方针的观点来看）的人最揪心的问题”

        接着文件中开列了一百七十六人的名单“76号和保安处的这些军官可能不是通过主要事件，而是通过一些次要的细节或多或少地阐明外交政策的关键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二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充当了一块镶嵌图案；从个T价值的观点来看，它毫无意义，可是同其他的镶嵌图案拼凑起来，它便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这些军官可以向敌人提供帮助，而这些敌人则企图以国家建设的实践来败坏该党的各种崇高理想的声誉。

        从这个战术观点来看，如果上面列举的每个军官汇集到一起，就会形成对国家不利的气候。遗憾的是，在这种借况下，无法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卫队的工作实践之间划一道严格的分界线，因为这些军官全是1921年至1935年期间加入国民党的宿将。因此，隔离这些人也是合理合法的”

        “显然，”詹国强突然想道，“他，我们党的领导，在卖弄字眼。我们把这叫做‘清洗’，可他把这叫做‘隔离’。这么说来，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而常凯申却应该受到保护。说实在的，我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居然把梅思品的名字留在名单里。不过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常凯申总是待在暗处，只有一些特工人员知道他，而梅思品现在是世界闻名的人物。名利思想坑害了他。而我受害的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有这么一种奇谈怪论：你愈想成为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人，你所担的风险也就愈大；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无权把早已成为个人秘密的国家机密带进坟墓。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被清除掉突然而且迅速像清除宋大文，我确信他是被我们自己的人暗杀的”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被列为准备“隔离”的人的名字。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部属。第一百四十二人是卫队联队长李广元。

        常凯申的名字从名单中g掉了，而李广元的名字却保留下来，这证明党的档案工作草率得可怕，充满混乱。吴四宝在疏散前的两天内作了关于修订名单的指示，但是匆忙中漏掉了李广元。这下搭救了李广元不是逃避了吴四宝的代理人的“隔离”，而是幸免于詹国强的亲信们的“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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