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报纸、法院、银行，这三个斗法最为严重的敏感地点，除了报纸之外，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原来是由常凯申政府任命的。

        尽管敌伪方面想方设法使之丧失信誉，但是在战时首都迁至重庆之后，所有这些法官实际上仍然忠于国民政府。而最为坚定者则是钱鸿业，他是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刑庭庭长，被认为是唯一一个敢于在法庭上公正处理政治犯的法官。

        1939年7月29日中午，钱法官被一个不知名的枪手暗杀在威海卫路与福煦路的转角处。很少有人会不去怀疑这是极司非尔路76号的杰作。

        同年9月，“76号”发给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法庭翻译和其他官员们一封信，署名“国民党反赤党”，其部分内容为：

        “中国今天与日本之战已无希望。英国政府从中国撤走军队一事表明，他们已经认清了中国的真正形势。美国驻沪海军无力采取行动，或者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任何事情。与我们合作，共建中国的和平，结束这次血腥战争。我们敦促你们在一星期内向极司非尔路76号报到，你们将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假如你们不这样做，那么第三者将会加害于你们。”

        这封恐吓信导致的结果是，法官们将北浙江路的法院当作了临时寓所。

        1939年11月，法国将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的权力交给了南京政府，遂使南京当局对于法租界的不正当行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权。这也使得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法官们实际上在单独对付伪政权的挑战。

        敌伪的特工们采取各种手段，使得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的工作无法开展，他们威胁法官和其他法院官员的生命，向与之有关的各个方面施加压力。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法国人移交出来的第二特区地方法院的情况：最近的审判将一位可怜的汇兑店老板判了刑，因为他拒绝接受周呼海的假钞。

        2月3日，星期，上午4时30分，三个华人在虹口征用了一辆岀租车。车子驶过威海卫路上的民事法庭时，他们扔岀3颗手榴弹，秘书处的办公室被炸坏。

        出租车又驶往北浙江路上的刑事法庭，在那里他们扔岀了3颗以上手榴弹，但是只有一颗爆炸，建筑物轻微损坏。出租车急速驶往极司非尔路，三个恐怖分子在那里下了车。

        与报纸之战的情况一样，炸弹的攻击不及对个人的袭击有效。1940年3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徐维震博士，在法租界华龙路自己家门口遭到5名持枪男子的绑架。

        三月中旬，法官冯世德的家被4人的手榴弹所炸。与此同时，第一特区地方法院院长、审判长、检察长的安全都受到威胁而3月22日，两位法官则遭到未遂绑架，他们受到手榴弹和枪击，幸未受伤。这个时期，即使是法院办事员和秘书，也可能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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