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陛下，文景之治后有七王之乱。贞观之治后有武氏乱国，这些可都是前车之鉴啊。”

        秦牧淡淡地笑道：“所以市场经济的运作，必须建立在个人的〖道〗德和社会的**之上，一方面要强调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又要强调每个人要有更高的〖道〗德操守。”

        “陛下，臣明白了，这是儒家。”

        “但事实证明，所谓的〖道〗德操守，除了要引导之外，还远远不够，因为总有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是不守〖道〗德的，那就需要制定详细的法规。以硬性规定一个必须遵守的〖道〗德底线。”

        “陛下，这是法家。”

        司马凯再次惊呼，儒、道、法三家之争。向来没有定论，历代不是偏重于此，就是偏重于彼，很难掌握其中的分寸，运行起来也总是弊病重重；

        象秦国，偏重于法家。结果民不堪命，反旗四起；到了汉初。偏重于道家，结果纲理不存，七王叛乱。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看似繁华，也留下了大量的弊端。

        如果按秦牧这套治国理论：以道家的无为而治来施行市场经济，以儒家来建立社会的〖道〗德**，以法家来规模一个法制底线。

        三者就不再是矛盾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补益的关系。

        国家要富强，需要道家的无为而治，让市场经济〖自〗由动作。

        但人有了钱，往往就会变坏，所以同时需要儒家的礼仪仁智信，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标准，才不会因社会富有而物欲横流，〖道〗德沦丧。

        但儒家只能起引导的作用，而不能强制人的行为规模。无论你怎么引导，总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抛弃基本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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